(刊許寶強編：《重寫我城的歷史故事》。香港：牛津出版社，2010年。)
梁寶山
「瞓覺要有張床、做戲要有個戲台，有人做戲、有人睇戲、先至有人學戲─優良既傳統文化先至可以繼承落去。你話啦─西九應唔應該有個台吖？」(羅家英─西九文化區公眾參與活動電視宣傳短片，2007年9月首播)
「21世紀是知識型經濟既時代，亦係創意經濟既時代，好多國家都積極拓廣文化藝術，同創意產業，致力發展新既文化設施，培育同囊括各類創意人才。西九文化區係推動文化同創意產業起咗重要既作用，帶領香港向亞洲國際文化都會邁進。」(九文化區公眾參與活動電視宣傳短片旁述，2007年9月首播)i
每次看西九的宣傳短片，都有如幻似真的感覺。在2007年推倒重來之後推出的「願望今天實踐」廣告，大概應以家英哥的一句「做戲要有個戲台」最深入民心。也要佩服製作人言簡意閡─從做戲的生產者、到看戲的消費者，還講到學戲的中介者與文化承傳─彷彿是Paul du Gay「文化迴路」(Circuit of culture)的活學活用版ii。家英哥的活形活現，過去被殖民政府以至金錢掛帥的香港社會所忽視的文藝工作者，一下子變得吐氣揚眉。然而再看較為詳的短片，主旋律卻是「知識經濟」和「創意經濟」iii，由當時仍是旅遊發展局主席的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周梁淑儀，以權威的口脗推銷─強調西九是城市基建，以各種海濱計劃和都市重建來提高生活質素，吸引國際人才，以求在全球都市–或起碼在其他亞洲城市中脫穎而出。還以為西九年代的文化政策，終於打破過去以精緻藝術(fine arts)等同文化，並以媒界為限的桎梏。就在周梁淑儀的發言之後，短片與旁述仍是把舞台=芭蕾舞、戲劇；博物館=繪畫、文化；生活質素=綠草如茵。換句話說，西九作為香港文化政策的具體實踐，仍然不脫偏重硬件的項目化處理，並且只是珠三角連城(regional city)競爭的工具。還是知片中把海洋工園起死回生的盛智文說的老實─「investment make perfect business sense」。
2001年政府首次提出「西九」，到2004年首次「三揀一」，然後經歷官商勾結指責，在2006年「推倒重來」。之後再由各個委員會漫長地諮詢，2008年立法會休會前終於三讀通過管理局的條例草案，與216億一畢過發展經費，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親自督工，到近期再由三個建築規劃顧問團提出方案─政府由原來的完全走板，到鸚鵡學舌─公眾參與、文化西九、人民西九……作為香港脫離殖民管治，特區政府對文化發展的最大承諾，到底是覺今是而昨非？還是另有企圖？答案可能並不在西九，而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本文正擬從文藝生產的日常操作，重讀西九時代的文化政策盲點，以至文化與工業之間的誤讀與錯位。
筆者想先在這裡略為說明何謂創意/文化產業(creative / cultural industries)與文化經濟(cultural economy)，二者是經常被混淆。創意/文化產業是文化經濟的其中類別，前者泛指以以文化作為主要成份的產品和服務，一般分類包括：廣告、建築、藝術文物、漫畫、設計、時裝、電影、電玩軟件、音樂、表演藝術、出版、軟件及資訊科技。iv 而文化經濟指的是文化作為經濟活動的一種向度，是為對傳統政治經濟學的補足甚至衝擊。傳統政治經濟學視文化為由物質條件(下層建築)所決定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是故文化經濟可說是學理分析以至操作實踐。其次，文化經濟所要重新拉攏的，是在日常以至學術層面中，視文化與經濟為各不相干，甚至各不相讓的排他性範疇，重新審思在過去被單純視為經濟活動之中的文化操作，與文化活動之中的經濟操作。v 故此，單把目光投注在創意產業項目上，容易忽其在生產以至消費過程中的文化經濟操作。
小題：從伙炭到西九？
再來白頭宮女話當年。2004年冬，筆者首次調查研究伙炭藝術社群vi，並幫助策劃一年一度的開放日。其時「群集」(cluster)概代仍未被用於香港創意工業，「活化」(revitalization)更加不在市區重建議程。對於不在前巿政局、現康文署、受藝術發展局資助的場地舉行的藝術活動，公眾仍相當陌生。何況在工業區展出的不止是藝術製成品，而是原汁原味的生產「後台」。開放日前一星期，發出了的新聞稿連一個傳媒查詢也沒有。情急智生，見西九在傳媒上炒的火熱，筆峰一轉打出「忘記伙炭─還談甚麼西九龍？ 」vii果然湊效，傳媒及公眾反應熱列，兩個周末合共過千名參觀者到訪，工業區人頭湧湧。而新聞稿上「香港工業北移，自2000年開始，不少藝術家紛紛在工廠大廈設立工作室。單就火炭而言，已有超過70名藝術家進駐，建立個人或聯合工作室約共20個……」為歷屆新聞稿所沿用，輾轉流傳成為傳媒報、智囊及政府政策文件的開場白。而開放日的成功，亦吸引了當時仍在「天幕」階段、參與第一次「三揀一」的地產發展商信和的興趣。集團高層主動約見藝術家要求贊助翌年開放活動。至於政府官員與各級議會成員，在隨後兩年才明查暗訪，並在約2008年才成為例行公事。換句話說，產業轉型以至土地的活化再利用，是生產者的先知先覺，隨後才是商界和後知後覺的政府。
話說回頭，那又與西九何干？筆者目暏伴隨西九而起的再出象，包括：一、文化藝術的消閒化，成為消費選項；二、城市的消費空間有增無減，相反，生產空間卻有減無增。兩者均不是無關痛癢的蝴蝶效應，而是後現代城市文化和全面都市化的全球現象。
藝術家一般地生活
這裡有兩篇來自消費雜誌的「藝術報導」，正好說明文化藝術消閒化。其一刊於2006年的U Magazine，題為「五仔的二樓滋味」viii─ 雜誌受樽裝水贊助商舉行抽獎，得獎者可獲到指定食店消費。雜誌於是請來名為「二樓五仔」的伙炭藝術工作室成員到其中一間指定食店吃飯。孖頁對開，一邊是五位藝術家的大頭相，拍的入型入格；小圖則是食物近鏡及餐店裝潢。約一千字的文字介紹，藝術工作室與食店本來風馬牛不相及，在消費雜誌裡只為一句「人多就會特別肚餓」而變成相題並論。
另一則是2009年6月的老牌城市雜誌《號外》的「藝村」專輯，封面是二男一女坐在桌子前，背景是一堵白牆，專業的雜誌式群像，無菱兩可得用來售賣時裝、家品或任何時產品。高檔時尚雜誌要顯示有別於潮流雜誌的深度，除了圖文並荗的訪問外，但其中分頁的「伙炭人眼中的火炭」更以內幕故事(insider-story)的口脗作為修辭，然而文章卻以藝術家的生活品味引起話題：
「從Homan 和東鵬的studio走不過五分鐘的路就來到了Sarah位於工廠大廈頂樓的studio。我們幾個人坐在那個小小的茶几前，好逼又『懶』好feel咁，一邊喝著Sarah剛從冰箱裡拿出的rosa，一邊開始聽這一代伙炭人關於火炭禾關於藝術的故事。」ix
一直從八十年代追蹤研究城市資本與文化關係的Sharon Zukin，在其經典著作《Loft Living》裡著們講述了她身歷其境的紐約故事。七十年代經濟不境，舊區十室九空；其後藝術家相繼遷入租金低廉的舊廠房，運用創意而使之成為結合文藝生產與居住空間的「Loft」，帶活文化消費，種瓜得豆的結果是促成城市重建，然藝術家與窮人則功成身退。這種現在被美其名為「文化復興」的城市重建計劃(cultural-led urban Renaissance)，實質就是「文化士紳化」(cultural gentrification)。其中題為「像藝術家一像生活」一章，Zukin便專門講述傳媒如何逐步把藝術家的生活塑造成時尚，成為更有消費能力的優皮的摸仿對象x。伴隨着西九而甚囂塵上的，正是這種「生活美學化」(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xi和「藝術生活化」(lifestylization of the arts) ，以藝術作為最高指標，進一步拉闊後現代城市文化消費光譜。xii 亦有論者指出，1990年代香港主流媒體曾盛極一時的文化版，到了2000年代已被時尚雜誌與消費副刊所取代xiii。一則新近在約紐藝術家口中聽到的笑話─每當有同性戀社群遷入，藝術家便是時侯離開─因為這意味着餐飲食市與時尚商店將陸逐進駐，推高該區租金物價。香港藝術家的公共形象，從中國傳統的下九流、人口統計學裡與「馬伕和妓女」為同一界別xiv，在近年迅速主流化。例如2003年《戀之風景》裡由鄭依健飾演的畫家，還未脫張英年代的潦倒形象。到了2010年的《月滿軒尼斯》，女配角張可頤已變成像藝術家一樣活在工廈、「有少少名氣、可以自己話事」的自主形象。更不用多說曲奇廣告裡的官因娜，以其「唱作」形像與心儀男子於畫廊？侯；與住好啲創辦人楊志超為機場快線的「Journey in style」代言人，謂「smart 啲既車票系統、stylish 啲既職員制服、多啲既MTR shops」─何時連選搭什麼交通工具也變成不再以「話咁快就到」，而成為了一項美學抉擇？
西九深入民心，「帶遏」藝術家成為被模仿的對象的同時，各種針對中產階層兒童的「才藝」課程，亦在進一步拉闊貧富懸殊。然才藝課程是長年累月的「投資」，不是所有社會階層都能負擔，「藝術生活化」助長的可能只是另一波的消費文化。當西九仍在空中樓閣，位於舊西九的「賽馬會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已於2008年開放。以舊式七層工廠大廈改建成的，與第一代公共房屋為鄰，這座總樓面面積才8,640平方米的工廈，曾是港式山寨廠的集中地。經藝術發展局與浸會大學聯手重新規劃，混合工作室、商業畫廊、演出場地與餐飲於一身；以798為楷模，刻意保留工業遺迹，設計上卻非常內向及排他，只向創意及藝術界主動諮詢及招租。諷刺的是中心周遭的草根社區被連根拔起，正被重建而埋沒的多元民間智慧─花牌、紥作、小販、大排檔─卻被送進中心內販賣懷舊溫情的商店，劫貧濟富，迎向能者多付的中層顧客。xv
雞從那裡來─文化「工業」的土地和勞工
1998年董建華政府取締了作為主要文化藝術節目主辦者的兩個市政局；2000年成立文化委員會，2002年提出《一本多元創新求變》的諮詢文件，卻隨董特首下台而未有照本辦事；2002年何志平出任唯一的藝術撥款機構藝術發展局主席，縮減該局撥款，成為臣服於民政局之下有名無實的小組織。正當各地紛紛打破政府與商界壁壘，不再以謀利和非謀利為界,成立各種推動成文化創意工業機構的同時，香港卻在削資削權xvi。至於西九的龐大硬件規模─17個世界級文化藝術場地共12,900座位，12萬5千平方米樓面面積的M+。─在把更多原來的生產空間消費化(leisurize)的同時，政府以至商界似乎就是忘記了創意工業的「工業」特性─勞工與土地需求。何況現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還有共15個表演場地、共約20多個演出空間、共約35,501個座位！沒有足夠的創意「勞工」，排演場地與工作室，又怎樣可以填滿這些硬件設施一年365日的檔期？
2009年，政府終於後知後覺地成立「創意辦工室」，並於施政報告提出扶植六大產業的政策，包括文化創意產業。然而與此同步的卻不是推出更多廉價土地、照顧和培育文藝勞工。而是向地產商和業主提供稅務優惠與行政方便，加促工業大廈升值成為商貿大廈以至酒店的「活化工業大廈新政策」，同期更加以行政指領方式降低拍「強迫拍賣」至少須達集齊九成業權至八成，以達至加快市區重建的目標。發展局林鄭月娥在推銷政策時只着重強調工業北移對顯示在生產總值的影響(由80年代高峰期超過20%，至2008年的2.5%)，並2008年工廈6.5%空置率，因而要進一步縮減較住宅、寫字樓與商貿用途廉宜的工廈樓面。而對同期寫字樓8.4%空置率─即比工廈還要高的事實，並再次重伸各種在工廈內公眾開放的創意工業用途(包括演藝排演場地，畫廊和展覽空間為主)為「非法用途」，強調改裝後的工廈更適合文化創意工業發展，「海闊天空」xvii。
已在工廈內成為「既成事實」的文藝工作者群起反對，遊行抗議。事件仍在爭議之中─工業用地亦已由80年代末期約800公頃，大幅下降至現在的300百公頃。而政策於4月實行以來，截至8月初，約有20-30宗申請提個案。各區工業樓宇交投活躍，累積升幅。在地產主導經濟結構的香港，欠缺相應土地政策與城市規劃的產業及文化政策形同虛設。與文藝工作者無法表現在人口統計數字裡一樣，被稱呼為「工業」的生產工序竟被排除在工業用途以外。在沒有政策協助下，文藝工作者自行「活化」，把原來工業北移以後的工廈空置率重新填滿。然而這些不在政府規劃之內有機發展起來的群聚，包括視藝為主的「伙炭」、以音樂為主的官塘和以劇場為主的新蒲崗，卻面臨迫遷、加租，甚至有錢都沒有業主願意出租的命運。2010 年2 月20 日，由官塘band 友組成的「自活社」發起遊行，便特地選擇路經仍然空置的前油街政府物料供應處。每談到創意工業，政府以至智囊都愛以北京798 藝術區作為模仿對像─然而1999 年末，這個業已成形的油街藝術村，卻因賣地而被迫遷xviii。而798 卻要遲在2002 年才開始有文藝工作者進駐。當然，也只有地產商和政府才喜歡把798 視為成功例子─文藝工作者幫忙開發，最後不是成了小老闆就只有收隊離場xix。全球資本流動的連銷反應，香港與國際接軌。遊行後兩天，北京008 藝術區藝術家遭拆遷，藝文工作者走上自八九以來都沒有示威發生過的長安街xx！
文化創意工業需要城市
這些不被政策重視，或為政策所無法吸納的群集，其實才是創意文化產業的生產大隊。不同於一般的全球化想像，像Philip Cooke與Luciana Lazzeretti等區域發展研究學者，都指出城市與在地化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關鍵作用：一、緊密而流動的人際網絡，例如透過師生、朋友、同業的重疊關係；二、自由作業(freelance) 缼乏經濟保障，同儕物質與心理上的相濡以沫，或成就認同，更顯重要；三、相對於大規模企業自上而下垂直管理的「不相關的多樣性」，群聚以「相關的多樣性」(related variety) 結集，更能促進橫向交流，激發創意；四、眾多行業群聚的城市，共享資源，對新興行業和新進工作者來說，起點門檻亦會較低；五、文化創意創業的蓬勃發展，有賴同時作為政治、金磚、科研中心的城市的資訊方便，緊貼主要集中在城市的消費者的需要─換句話說：「文化工業不單群集在一起，而是一起群集在成市」。xxi
Florida謂創意階層「遊戲是工作、工作時遊戲」，其實只是浪漫的修辭，實際是迫不得已。筆者有幸參與在「活化」的官民互動之中，自2004 年起已對群聚斷逐地做過量化調查，對文藝工作者的日常生活亦有一定體驗。但近期最令筆者驚訝的發現，是以「band 仔」為主的官塘： 84% 受訪者在30 歲以下；月入在1 萬元以下的佔69%；文藝工作佔收入不足20%的佔63%；合租單位人數最多在4-7人之間。好一點的伙炭，經過十年的深耕，是為較成熟的群集：2004年被訪者的收入平均數若為1萬元，2009年則已升至1萬5千元；從以持學士學位為主，到越來越多受訪者均達到碩士或以上學歷；而2009年全部收入均來自文藝工作的佔70% xxii。當中更包括相識在微時，2004年仍是文藝年青，而現在已成為國際知名藝術家的文藝工作者。至於新蒲崗的Loft Stage、大角咀的「好戲量外西九戲劇工場」和「天邊外自由劇場」，筆者則進行過質性研究。這些進駐廠廈的排練、教學與演出單位，空間規模細小、只有少數全職受薪員工、沒有接受藝術發展局資助、也沒有長期的財政預算，而文藝工作者大都是以散工、兼職、項目、甚至義務形式工作，卻能逐漸養活共同的製作班底。xxiii文化創意產業的勞工分層──三數名成利就的創意新貴背後，往往是支撐著整個生產過程的團隊、競爭者，和更多寂寂無聞的同業─與娛樂圈無異。
另一個更為明顯的現象，是演藝團體的受訪個案，都位於城市中心的工廠大廈。無獨有偶，受訪的三個團址和排演空間前身都是小型製衣廠，並且都在人口密集、商住和工業混雜地區。香港製造業向來都以中、小型規模勞動密集為主(1984年，工業北移前的數字，93%廠家只有50名以下員工)。「山寨廠」在戰後如雨後春筍，在城市中心人口密集和城市邊緣規管寬鬆的地區速迅發展。大角咀因為是海岸地區，鄰近船廠和貨倉，戰前已是工業與住宅混合地帶。新蒲崗於1960年代被規劃為工業地帶，主要為大型製衣廠房，周邊是勞工住宅社區。受訪個案的工廈均建於1960年代，正是為迎合小型模工廠而建的。這些面積由183到930平方米的工廈單位xxiv，雖被新興行業取替，仍舊沿習香港工業的城市在地優勢。
大概沒有比大角咀更戲劇性的例子─兩個藝團的所在地必發道，一邊與九龍殯儀館為隣，另一邊則是的擬似loft 空間的活化工廈「Solo」。大角咀原為從旺角伸延出去的海濱地帶，是一應俱全的舊區，但自從填海之後，新的基建運輪系統包括西鐵和公路，沿連翔道把新建成的奧海城與舊區完全分隔，佔據天際線的是橫躺在新西九海岸的門禁社區(gated community)xxv，取代了原來的西九龍，從油麻地、旺角、大角咀到深水埗，逐漸被沿海的屏風樓包圍，樓宇高度向內陸逐漸下陷。再放眼南望，則是快將建成、屹立於高鐵終點站上的環球貿易廣場(icc)─如果峻工於1996年回歸之前，全港第一高樓的國際金融中心(ifc)，延續的是老維多利亞城的國際想像(ifc的地底正是國際機場鐵路的終點站)；那麼這邊貫通京港的西九則是區域城市融合、時間壓倒空間，並且背靠祖國的權力走廊(power corridor)xxvi。還是戲劇工作者比較幽默，「天邊外」、「外西九」等名命既是對這種全球城市景觀的調侃和挪用。「天邊外」的最新戲碼《變天》的戲照，便就地取材於即將遷離的教室樓頂拍攝，盡目正是城市景觀的兩極。對於加租之餘，兩個劇團都早料到將會面臨重建迫遷一着。
結論：文化創意產業不能取代文化政策
本文以西九廣告作引言，這裡則不妨以高鐵廣告作結。就在立法會通過高鐵項目與撥款不久，港鐵即推出一系列「港鐵為你接通未來每一程」的親子廣告，其中一輯「囡囡篇」，整個廣告並無「高鐵」二字，卻在展現高鐵接通之後香港中產階層的美滿家庭想像─孖女的生活多資多彩，母親帶着她們乘搭港鐵去學習烹調、游泳、繪畫和體操「睇吓邊樣叻啲」，最後孖女將搭「超快火車」去上海參加體操比賽。xxvii
政府或法定機構要員來訪各個群聚的，筆者不止一次聽到類似的開場白：「搞搞下就可以搞到去西九。」相反，對於身邊許多的藝文工作者的口頭禪是：「西九起好都唔到我地用。」更不用說正被新的城市想像所吞噬的舊區街坊。不經不覺，藝術二字亦正逐漸被創字所等同取代。新自由主義所觸發的城市文化戰，結果只是消費空間不斷膨脹，蠶食城市中所餘無幾的生產空間和公共空間。權力的地景向文藝工作者招手，出賣的是從未有過的自由。無視文化經濟的文化創意產業，也只是本末倒置。西九時代，亦即是文化創意產業取代文化政策的時代！
i2007年西九「推倒重來」後，由民政局重新推銷，特別製作的宣傳短片，分別請來羅家英、盛智民、詹瑞文、劉小康、葉詠詩、陳智思、張仁良及「麥兜」作為代言人。http://www.hab.gov.hk/wkcd/pe/chi/multi_video.htm
ii「文化迴路」把文化拆解成五個相生相剋的環節─生產：消費–呈現–身份–規管，超越過去集中在文本析上的文心批評，進入文化的日常以至經濟運作。可參du Gay, Paul ed. (1997): “Introduction”, Production of Culture/Cultures of Production. London/Thousand Oaks/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pp. 1-10.
iii從創意城市的始作俑者Charles Landry、創意階層的提倡者Richard Florida，還有Scott Lash 與John Urry等文心地理學者，分別在英美兩岸提出種種創意經濟論，加上英國新工黨第三條道路的政策實踐，過去被法蘭克福學派視為意識形態騙局的「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在1990年代末至世紀初逐漸被「文化工業」(cultural industries)、「創意工業」(creative industries)和「創意經濟」等述語取代。簡單參考，見蔡文芳：〈當文遇上經濟：「文化經濟」簡介〉，《文化研究月報》，文化研究學會(台灣)，第86期，2008年11月25日。(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86/criticism01.htm ) 更詳細引介，可參Justin O’Connor (2007),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e“Creative Partnership Series”. Leeds: School of Performa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Leeds.
iv 見香港貿易發展局：《香港的創意工業》報告(http://info.hktdc.com/econforum/tdc/tdc020902.htm )，2002年另可參Chris Smith (2005)：《創意英國》（Creative Britain）（李俊明譯）。台北：五觀藝術。
v見許寶強：「從政治經濟學到文化經濟學」(未刊稿)
vi參梁寶山：「退下建制的火線─以火炭工業區藝術工作者社群為例」，莫家良、陳育強主編(2005)：《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0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12-125頁。
vii事件始末見個人網誌：「從「伙炭」到西九龍」，《模達紀事》，2004年12月。( http://motat.blogspot.com/2004/12/blog-post.html。)
viii《U magazine》 ，2006年6月26日。
ixNico Tang、 Sharon Chiu、小草等：「藝村」封面故事，《號外》，第393期，2009年6月，66-85頁。
xSharon Zukin (1982), Loft Living: Culture and Capital in Urban Change.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xi Mike Featherstone (1991), 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 London ;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xiii感謝小西提出觀點，容或以後另文分析。
xiv「香港在創意工業(或文化工業)方面，連基本的詌劃調查都沒有着手做，也找不到部門負責，統計處將文藝工作者與馬伕和姑女同列入一個行業(行業代碼949999)……」見陳雲：「創意工業─文化政策的新路」，《打開》，第22期，1999年7月1日號，第7頁。
xv有關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爭議，可參筆者：「「天堂與地獄─香港藝術之城市觀察」系列之
拆去「石硤尾」粉飾貧窮牆——失落本土坐標的創意工業 」，《文化研究@嶺南》 第5期 2007年5月 (http://www.ln.edu.hk/mcsln/5th_issue/criticism_01.html )；「藝術家的觀自在」，《信報》「文化版」，2009年2月16日，及《獨立媒體》 (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2272 )；及 「紙皮、工廠與紅白藍─城市景觀的兩極化」，《當代藝術與投資》(北京)，41期，2010年5月，及《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158 )
xvi可參筆者另一文章「藝術界是如何墮落的？微觀香港社會的功能組別化」，《明報》「世紀」，2010年8月24日「世紀」。
xvii見發展局林鄭用娥2009年10月15、22及27日相關發言，載發展局網頁。(http://www.devb.gov.hk/tc/sdev/press/index_id_5654.html ; http://www.devb.gov.hk/tc/sdev/press/index_id_5675.html ; http://www.devb.gov.hk/tc/sdev/press/index_id_5705.html )
xviii油街藝術村事件始末可參：陳沛浩：〈從油街到牛棚─香港藝術村演義》，莫家良、陳育強主編(2002)：《香港視覺藝術年鑑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78-84頁。
xix坊間最詳備的798專著，是黃銳(2008)：《北京798：再造的工廠》。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
xx見阿藹：〈推特新聞速寫：北京藝術家走上長安街頭抗議拆遷、樂施會被點名〉，刊《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6259 )。
xxi 詳見 Phillip Cooke & Luciana Lazzeretti (2008), Creative Cities, Cultrual Cluster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dward Dlgar,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xxii見筆者〈創意群聚研究2004-2009(香港)〉(未刊稿)；及〈2010年2月官塘最新狀況〉，「自活社」(未刊稿)。
xxiii見筆者(2010)：〈「場團合一」初探──以新蒲崗及大角咀工廈藝團為例〉。《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
xxiv見V.F.S. Sit “Industry in a Limited Space”，T.N. Chiu and C. L. So ed.(1986) A Geograph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7-232. 對北移前的工業用地有詳細描述。
xxv見鄭樂恒(2010)：〈九龍站的規劃與社區發展〉，馬國明主編：《組裝香港》。香港：嶺南大學及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242-269頁。及社區文化關注組及本土行動：《還港於民2.0─西九龍文娛藝術局》特刊 (http://www.hkcommunities.net/concern/pamphlet_2.pdf )
xxvi見Sharon Zukin (2010), Naked city : the death and life of authentic urban places. Oxford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xxvii見港鐵網站：「港鐵為你接通未來每一程」(http://www.mtr.com.hk/chi/whatsnew/branding201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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