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tfolio: Sample of recent artworks

Here are three of my art action series: “Public art of private listening", “Slow walking in public space" and “Artistic Labour: Winner takes All" lecture performance. They are all highly site-specific actions targeting the particular capital formation or political power. Though working to negotiate with the politics, my works are engaging with the individuals than an amplifier for political ideas nor to address the people as a collective. I truly believe emancipation is not by enlightenment but a re-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herefore, bodily intimacy (sound & movement) and meditative moment are the usual practice in my art/ action.


Public act of private hearing:“Book burning”

I burned books several times in 2007 often at sites where social actions were taking place. The action is anti-monumentality.

Collective action or occupy are often very “time consuming", participants do not know when the police would enforce clearance. This makes the experience of time very awkward- you want to save the place, but you are perpetually in wait (for police enforcement). Peoples’ emotion are retarded as well as hyperactive at the same time.  Apart from solidarity, I do concern each participant as individual person how they’d relate his/herself to the whole thing. I hope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way for people to have an intimate engagement with the place. So I would choose a book that is related to the place and invite participants, one at each time, to come to a quiet corner and let me read one page of the book to him/her. Afterward, I would burn the book leaf into ashes and return it to the participant as a memorial of the moment that we’ve spent together at the place, that probably would be soon demolished by the government.

QP-焚書

 (2007.04.22 | reading My City by Sai-sai, a novelty in the 1970s that marks the modernization of Hong Kong city| The Queen’s Pier, Central, Hong Kong| demolished in 2007.07 for a new hig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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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01| The night before the police cleared the occupying site where people were gathering there to demand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ier which is historically important to the colonial ru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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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Law is Burning"| 2007.06.09| at C & G Apartment | After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declared that Hong Kong does not has the right to interpret the basic law.)


Slow Walking in the City

(2008, slow walking at the Times Square. The giant shopping mall

was privatizing the public space by employing private police and spatial devices to discourage free use of the space. )

(event timeline)


Artistic Labour: Winner Takes All

Lecture performance | 2013.05.22 | At the exhibition booth of the Asian Art Archive, Art Basel Hong Kong

This is a more recent event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my Ph.D thesis. In 2013 the Art Basel opened its first Hong Kong edition. Since than the local cultural landscape drastically globalized.  Numerous art economists paraphrase artist’s career with gambler, both are devoted themselves to a game that winner takes all.  So I invited my artists friends to play mah-jong game (a Chinese game) with USD at the entrance to the exhibition hall. At the same time, I gave a lecture to expla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rt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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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ng Hong Kong artists: ger Choi, Chow Chun Fai, Chow Yiu Fai, Carmen Ho, Ho Sin Tung, Anson Mak, Samson Young |Special thanks: Wilson Shieh, Chui Pui Chee, Yan Buto, Trista Ma| Photography: Kin Kwok)

夏末北京行

夏末,乘開學術會議小遊北京。上回訪京已是十年前,在還不那麼紅的798做行為表演

像魯迅視香港如畏途,搭機前一晚,忐忑不安。像我這一代的人,北京不單等同藝術之都,也是個無法看透的政治城市,代表着中國種種無法理解,不想接受的現實。

首都機場的外陽。帶了些有敏感詞的書,竟然可從e channel如入無人之境通過。
首都機場的外陽。帶了些有敏感詞的書,竟然可從e channel如入無人之境通過。

受邀於某全國重點大學的研究生論壇,原是滿懷希望的,誰料報告都強差人意。許是有點因為我是甲組去錯了丙組,我頭髮都白了,而大部份的與會者都是年青學子。但我想我必須說這種治學方法的不足─聽了大部份的報告,都是拿案例再亂搭一點二手的外國理論資料。對文化產業中所挪用的傳統文化和藝術資源,竟都欠缺基本美學知識和感知深度。個別文章,甚至只是很工具性的談文化,對文創產業中的國家主義和發展主義毫無反省。(恕不能劇透太多,以免主辦方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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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閒逛市面,各種高消費的「文化」場所,由古著漢裝、琴棋書畫到四合院精品生活館……大國崛起,老少貧富趕着做中國人,卻又已經不能回去;大部份人只能在糟粕上創新的無奈……越看越感到憂心忡忡。

我知道這樣說「很不文化研究」,精英主義、本質主義、甚至大香港……但當文創遇上文研,借批判之力行民粹之實,消費主義合理化了平庸主義,文化承傳也不見得能在公共層面開展。何況脫離語境去談,其實也不太文化研究。

一號線的地鐵站,建於文革時期,有點蘇聯遺風。
一號線的地鐵站,建於文革時期,有點蘇聯遺風。

不過到京高興的是看看北漂老朋友,包括在央美的Janet、消遙派阿lo、儒和軼等。告訴了我許多有趣的工作和生活體驗。阿lo還是那麼直接可愛,煙不離手,愛北京有生活上的選擇和自由。不過也同時明白到賈梓柯《世界》裡面那個小妹說的─北京這麼大怎麼也不相信就容不下我。每天走在你推我湧的地鐵裡,而北京之大,物價之貴與粗,也挺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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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藝術界,可能留的短,走馬看花,驚喜不多。除了央美那個從藏品中從新翻出來的校史展,幾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和對民國藝壇的重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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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此行,在在印證了彭麗君在《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的話:

「其實香港人對中國邊緣的關心,除了是應有之義外,現在中國面對的很多問題,香港的利益也曾經參與,我們也有份製造和從中得益[……] 再者,了解香港相對於中國的某種邊界屬性,我們或許會更懂得尊重這個城市的邊緣社群。況且,今天內地的國家主義當道,我們看到主權概念被無限擴大,香港的任何討論都不能越過這串無止境的雙黃線。在一個大國崛起的年代,當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想像及應對國家走入世界的中央時,也是我們展開中國的邊緣論述的時候。邊界才是一個國家主體的最具體呈現,如果我們看不到邊緣,我們也不會看到世界。」 (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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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不能不放棄這雙跟了我十多年的鞋子。在英國唸碩士時候買的Josef Siebel,跟我跑了大江南北,陰晴雨雪。很謝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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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對我這個南方人來說,北京短遊則可,並不宜居。到北京的話,反而很推薦去天津走走,五大道一帶的民國別墅,打生打死的軍閥原來都住一條街上。各國造型的建築,氣派比它老上海還要大。可惜周一李叔同故居關門,只能望門興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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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行中回憶上一次旅行-廈門

從台灣回港,中暑。未及整理,先把三月的廈門之旅整理上網。廈門是中國的小資天堂,二線的沿海城市,又有老校廈門大學,一派悠閒。因是小城市,拆建速度沒那麼快,當上海把民國時代的老建築修整得官冕堂潢,廈門卻仍是尋常陌姓家。我在中華路一帶的民宿小住(21 howtel),靠在1920年化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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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園旁,還可粗略領會民國時期的城市建設。這個遠古便通商的海港,除有歷史悠久的南普陀寺、還有領市館林立的鼓浪嶼,和由華僑陳嘉賡1950年代建立的華僑博物苑。精緻的咖啡館與傳統茶文化並存,像是似曾相識的台灣,非常值得短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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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三月雨季,原本打算漂洋出海去台海金門,或泉州,都因為天雨打消了。反而去了一趟知名的夢旅人音樂客棧,逛了一趟像長洲一般的漁村、現已小資旅遊化的曾厝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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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2012香港藝術發展獎公開信

給總評審團和評審小組的公開信

各藝術界前輩同仁:

你好!

接到藝發局職員電話,說今年藝術發展獎局的推薦小組想推薦我參與競逐年度最佳藝術家的藝評小組獎項。我懷疑自己的耳朵。一來是因為從來未聞有推薦小組這個新措施;二來去年夏天,我不是已公告天下,離開獨立媒體編輯組、暫停創作和評論當代藝術的麼?打開我的USB存檔,2011-2012是我自1996年從事報導、評論以來產量最少的一年。自七月出版了結集《活在平常》後,就連個人網誌《藝文‧三昧》也沒有更新。

我從不抗拒攞獎,只是向來沒甚攞獎緣。早年試過申請藝術發展獎,把一大堆在Para/Site時期編著的刊物送交評審,最後原件退還。自從結束《模達紀事》,開設《藝文‧三昧》博客後,評論的心態徹底改變了。從前寫評論,只為證明自己對,根本沒有理會評論的效果─文章能否容藝術家與讀者聽得入耳?有沒有為大家帶來重新審視作品的另一個角度,繼而為社會帶來改變?這個心態改變了以後,我的火氣和產量都明顯下降。現在才去攞獎,真是莫明其妙。我明白不少同仁對藝發局的又愛又恨;但我上向來並不對它特別反感。我當過審批員、也攞過獎學金、與不少職員都是朋友。我常認為,藝發局其實是我們的,只是我們藝術家都太習慣到處找敵人!

如此,我應如何去說服評審去給一個不再評論當代藝術的評論人一個已然過時的獎項?我想我得從我之封筆說起。

這是最好的年代、這是最懷的年代!

大家有留意10月《蘋果日報》也開設文化版的消息不?「蘋果」是為低處未算低(價錢與格調)的報業革命,長年以風月收益養起感敏政治。然而,西九時代降臨,最通俗路線的報刊也要在整個文創工業裡分一杯羹。而且更貫徹一向的銀彈政策,一蚊一隻字。但在報館運作上,卻只設編輯,不聘記者。另一邊廂,最老牌的《信報》文化版,自兩、三年前亦逐漸娛樂化。資深記者後繼無人,換來集體匿名的編採作者占飛、卡夫卡等。2011年年4月,更因〈鄧光榮蝕大本「造就」王家衛?〉一文,對香港電影缺乏常識與筆調有欠尊重,引起電影評論界群起攻之。

相識在微時的藝評界/文化新聞朋友,總喜歡懷緬九十年代文化副刊的全盛期,無需要我在這裡延續這個神話。事實上,藝評/文化新聞正經歷一場小陽春。Artmap去年加大版釘裝雜誌Art Plus,稿源、告廣、內容跨越港澳台。更短小的《三角誌》,重新定義珠三角的藝壇版圖。免費刊物,以英語為先導,除老字號Hong Kong Magazine外,還有傳媒集團出版的藝術專刊Pipeline (自5月起改為收費)。前陣子讀《獅吼─《雄獅美術》發展史口述訪談》,訪問到出版人李賢文,創刊之初,竟說:「如果你想陷害一個人,就叫他辦雜誌!」能締造出一種可持續的商業模式,又為讀者提供文化資訊,擺脫自《越界》、《打開》、《C for Culture》,以至《Muse》 打開又摺埋的厄運,突破依賴單一資金來源(無論公/私營贊助)模式,在多元化的廣告來源與變相公帑支持(例如承包康文署市場推廣)等模式中殺出一條血路,我真是由衷的非常敬佩。加上其他非以文化藝術內容單獨成刊的綜合刊物,如收費的《明周》、《號外》、《Jet》、《U Magazine》以至免費的《Pop》,也有越來越多的深入淺出報導。當然還有因新高中視藝課程應運而生的《視藝誌》,都在時勢造英雄。

然而,我們亦不能不承認,這個小陽春實在是拜西九效應所賜─雜誌取材,大部份都集中在介紹或評論新近的展演節目和發佈出版,而且篇幅短小零碎,字限一千幾百,醫治了城市新興文化消費的選擇困難症,卻無法擺脫文化消費的潮流(fashion)循環,難以主動設定議題,深耕具批判性的話題,為香港以至華語藝壇投石問路。

別要誤會,我不是在批評這些雜誌辦的不好。只是這個展覽開幕日日有,巡迴演出套套新;而我青春有限,躍躍欲試的新寫手無限,而我只已是明日黃花。

當代評論回到歷史

不過,決定放棄評論當代藝術,並不意味評論生涯的終結。

存檔在USB裡的幾篇稿件,是自評論黃新波回顧展出發的幾個長篇,分別從1949年以前的中港藝壇互動,看冷戰格局的文化統戰;或以左翼理論批判當下的能動主義(activism)。而後,我發現,原來許多當下的藝術以至社會問題,都有更為久遠的歷史原因。這個想法,在我2008年為陸鴻基教授著《殖民地的現代藝術─韓志勲千禧自述》做執編,翻箱倒篋地找資料時,仍未為意。而是到了讀到台社編寫的《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 才意識到的。碰巧年初陳光興教授來嶺南當訪問學人,除他就陳映真的專題演講外,另加開了一場回到〈「舊左翼」-台港左翼文藝研討會〉,我就拿了還未完成的黃新波文章來見人。同時,光爺提到以思想界取代學界的說法 ─ 因為已然效益化的學院的知識生產,幾乎已產生不到對社會現實具批判作用的思想。我想,這亦正是香港評論界所面臨的兩難─學院生產的書寫,一味地艱澀化;而大眾傳媒的普及讀物,又未能從學術界找取資源。要是將來西九的十幾個表演場地,和17萬尺的展覽場地每天都被節目和觀眾填滿了,但我們卻仍舊無法真正地讓藝術滋養心靈,甚至建立無論是香港也好、中國也好、華文也好甚至世界的文化自信,那我們要這些建設來做什麼?

再回溯一點可能不甚成功的嘗試,就是2011年初的〈書寫伙炭〉,就馬琼珠與周俊輝作的評論其實不是重點。而是已然過渡發展、觀眾主導的開放日,已無法讓伙炭群體的作品有所提昇。故此,一連兩日的研討會,邀請了台灣和廣洲的評論人一起參與。然而只此一次的評論研討,並未能開創出更多的可能性。伙炭群體仍以開放日模式為中心。

當然我們能舉出其他地方的成功例子來加以羨慕一翻1,但我更珍視的是如何保守我們仍有的一點基礎。這點我倒反羨慕文學界,能維持到一本青春活潑,又不失深度的《字花》,並且惠及視藝界(包括封面、插圖以至部份刊稿內容)。而如果要我在這刻選幾篇值得存世的評論作品,就只有如下幾項。再如果,你要把這一屆評論獎項頒發給我,我希望評審這個評論獎項的評審們,都能分擔我對香港評論界狀況的憂慮。否則獎項就只餘個人榮辱,對香港社會並無禆益。

祝 秋安

主要著作(*見附件):

Multiplicity of the Hong Kong Art Worlds (forthcoming in an English publication on Hong Kong Art in December in London, in accompany with Hong Kong Eye Exhibition at the Saatchi Gallery)*

黃新波「深刻人間」─待領的左翼遺產 (刊《字花》2012年1-2月及3-4月)*

略論周俊輝、馬琼珠的主體與媒體探索 (刊《二十一世紀》,2011年12月)*

紙皮、工廠與紅白藍─城市景觀的兩極化 (刊2010年6月《當代藝術與投資》)*

殖民地的現代藝術 (刊《字花》2008年8-9月)*

隔代人的信仰對話─田壯壯與吳清源 (刊《藝文‧三昧》2009年3月)

十年,祭了什麼?向丸仔詰問 (原刊《文化現場》2009年9月第17期/ 重輯於《活在平常》)*

楊秀卓的自我背離與媒介系譜 (刊《楊秀卓紅色二十年》,Para/Site藝術空間,2002年)

說明:
另外還有兩點需要補充解析的:
一、就是這去幾年我着力最多的其實是有關藝術生產空間的研究,出版過的文章或主講過的講座不計其數,甚至已從藝術轉到文化政治評論。但我認為這些研究不是藝術評論。
二、如果從貢獻的觀點來考慮,我反倒覺得自己在評論教育上的影響才更深遠。1998年至2001年期間,我在Para/Site組織了藝評班;2009/10年,曾在城大的創意媒體學院任枚藝評,為年青學子打通了藝術與書寫的門檻。
三、我現正在中文大學攻讀的博士學位不是藝術,而是文化研究,將以創意勞工的工作倫理為題。

也斯叔叔死了

今早起來,西爺向我說的第一句話:

也斯死了。

腦裡浮出的就是去年書展開幕,他喜孜孜的像開慶生派對。雖然官蓋雲集,也搞不清楚有幾個真的讀過他作品。然我當然也只是混進去的。

不是文學人,也不算認真的稔熟。但像我這一輩的,誰沒受過他的影響?後現代、後殖民、文化身份……那些九十年代在信報、星島、經濟、快報、越界……上天天談論着的 ─ 那個擲一棵石頭,已能激起波瀾的、小小的文化界。

那個時代,學院還沒有正大光明的搞文化研究。大家都是往外跑,一點一滴地,在藝術中心,看電影、修課程。在黃禾壁主持的課程部,也斯開過一期寫作班,什麼用《妖獸都市》來解析後現代;找董啟章來講androgyny 。周蕾與馬奎斯,都是第一次聽說。當然都沒讀懂,卻覺得這個未知的成人世界真好玩。而東-西、雅-俗、男-女不可以二分,已成烙印。課程最後,文字好像沒怎寫,卻搞了些奇奇怪怪的object、和拍了段鬆郁矇的Hi8 片。那個時代,裝置和跨媒界才剛開始。蔡仞姿搞東西遊戲、李家昇黃楚喬搞女那禾多─沒有什麼是不可能,反正都賣不了錢。

當然也知道這個小小的文化界,總有種種的微言。不想說這是一個時代的過去,畢竟這些思想格局在我們這一輩當中,還是許許多多的未完成。我只是真的好記得,也斯叔叔總是咪着眼,好和藹的對我們這些小朋友呵呵笑。

也斯_2012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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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1997年除外,鄧達智在祠堂搞盤菜。一桌都是文化版記者編輯。
2012.2也斯-張輝
去年2月,本來是約短留香港的張輝吃午飯的,誰料給Sydeny在街上碰到也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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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藝術中心出版。當時不很明白。還有一冊寫作班的作品集,白色小本,找不出來。

 

活在平常的創作、修行與政治︰ 《活在平常》新書發佈會

編別人的書容易,搞自己的書難。這冊《活在平常》好事多磨,從2009年末開始重輯舊稿,直至去年定稿,竟要拖了三年才面世。不過也是好的,如今回看,一切事過境遷,回復平常。

1990年代中開始投稿,想我最為人熟悉的應是視藝及文化評論。要不是因為小西提議,從沒想過把其他文類結集。如今書在手上,仍不知道這些近乎自囈的獨白,能對其他人有何裨益。自2004年開始寫網誌,《活在平常》把廣為流傳的純評論文章剔走,只留下當中透過藝術與社運進行內省的部份,並以去年的六四作結。去年這個時候,退出獨立媒體、不再評論當代藝術,暫時了結社會參與,再度回到學院。但萬料不到的卻是連繼不斷的小病後,竟又重新投入眼下更加複雜多變的新形勢。

與準備周日的對談,智良問我如何總結全書的關注。我說,大概就是一趟學習如何不要與影子打架的旅程吧。可能名詞說的大了點,但所謂去殖、主體的建立,不就是擺脫種種鬼打鬼幻相的過程嗎?這,我想,也許對無論在藝術還是在社運中前行的朋友,可能總有點用處吧。感謝作序的劉老師、智良;設計水哥;KubrickAmanda。當然還有小西、我媽和家人。

周日下午3Kubrick,有空聚聚。

六四6點,如常尖沙咀自由戰士腳下見。

草於富德樓

201261

戒嚴下的台灣左翼─以吳耀忠作為寫照

按:文章原題為「左翼的回歸‧前衛的迷思─略論黃新波與吳耀忠」,是這學期的一篇功課。不擬全篇發表,只摘中間一節談台灣左翼寫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的出來。方便交流討論。

戒嚴下的台灣左翼─以吳耀中作為寫照

如果單純以藝術風格角度看,木刻與油畫根本不可同日而語;黃新波與吳耀中活在不同時空。但是在政治與藝術的關連上看來,二人卻有着一定的可比性。因為之前已有專文談黃新波,故這裡先集中介紹吳耀忠。

在台灣的吳耀中,剛好就是被掩蓋在現代主義底下的寫實主義暗流。生於日治時代的吳耀中,少年時在三峽老家拜師留日的李梅樹(1902- 1983) 。李氏於1920年代就學於東京美術學校,是為黑田清輝的再傳弟子,把日本傳承自歐洲印象主義學院派(Impressionsitic Academism)揉合日本民族風格而成日本外光派。這批留日畫家回台後雖然奠定了台灣西畫的學院基礎,但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外省籍畫家成為官方「正統」,原留日返台的本省籍畫家失勢成為民間力量。比香港的台灣現代主義藝術組織「五月畫派」,夾雜着省籍之爭與藝術主張的分歧,早在1950年代中已對寫實主義口誅筆閥─「只是畫得像而已」、「畫電影廣告的」。當時仍在師大的李梅樹正是現代主義者口中的「畫閥」之一;而與劉國松年紀相若的吳耀忠(二人均二、三十歲),則是少數仍忠實地追隨寫實主義的年青人1

1937年出生於台北縣三峽的吳耀忠,父親是留日歸台牙醫,家境優裕,自小已顯露出藝術才華,中學時代即與同校陳映真認識,畢生情同手足2。升讀大學前曾因精神壓力而休學接受治療,其後拜同鄉李梅樹為師,打下結實的寫生素描基礎。1958年考進台灣省立師範大學文學院藝術專修科,矢志成為畫家,隨後並留校任助教。1960年寫實風格的半身人像作品《黃衣》入選台陽美展,並獲台北市長獎,1961年再轉投藝術系。當時老教授與及吳耀忠的追隨的寫實主義,均已被擁護現代主義的年青人視為不合時宜,還在就學的吳耀忠,「經常手捧一杯紅茶出現在師大活動中心,一人對眾人的展開辯論。」同期與陳映真秘密研讀1930年代中國左翼及蘇俄革命文藝禁書,包括普列漢諾夫(Georgi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 和盧那卡爾斯基(Anatoly Vasilievich Lunachersky)的著作。由於二人均生於日治時期,這些左翼影響可能並不限於來自中文著作,還包括當時一名駐台日本外交官帶來的日文書籍。然而處在國共對峙與國民黨嚴密監控之下,這些文藝青年對社會主義的具體構想非常模糊;對共產主義中國雖然充滿憧憬,卻又無從認識。31966年《文學季刊》創刊,間有刊登吳氏畫作,亦經常出入刊物「寄居」武昌街明星咖啡館的「編輯室」,結更多文藝青年結交。

直至1968年發生「民主台灣聯盟」案,陳映真、吳耀中、丘延亮等一共五十多人被捕問話,最後三十六入獄。這些人當中,大部份各不相識,有的只先後參加過秘密的讀書組,或傳閱過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或曾與陳映真等個別人士交往,政治傾向雖然明確,卻還談不上具體的反抗行動。案件發生後,原本喧鬧的台北文藝界頓時沉寂。吳耀中被囚於台北市內的景美看守所長達七年;陳映真其後被送到綠島監禁,在囚期間,二人才與真正的共黨人士結交。吳耀忠對密秘審訊與被刑求和囚監期間的種種經歷一直都諱莫如深,與他有同樣經歷的同路人也多以「遠行」代稱。在獄期間吳長期被安排在手工藝部繪畫蛋殼畫,送到觀光區當高價消費品發售,並於在囚期間養成酗酒習慣。

與外向熱情的陳映真相反,吳耀忠內向而沉靜。1975年因蔣經國在蔣介石逝世百日特赦而提早出獄。「遠行」回來的吳耀忠,仍舊文質彬彬,1978-1981年期間在「春之藝廊」擔任經理,策劃展覽,重塑台灣的本土藝術,包括展出朱銘、陳澄波、洪瑞麟等富有鄉土氣息的作品。畫廊改組,吳離開台北回三峽定居。一來為了鼓勵他戒除酒癮持繼創作,並令生活有所寄託,幾乎只要是陳映真有作品發表,友人都會找他替書刊繪畫封面。4然而吳耀中的酗酒程度還是有增無減,19871月還未足五十歲,因肝病而終,離解嚴僅只有六個月。

寫實主義與文學

寫實作為左翼文藝的一個基本類型,也是黃新波與吳耀忠的共通點。作為一直跟隨共產黨的革命藝術家黃新波,對現代主義藝術雖然不無認識5,但在抽象抑或具象卻從來不是一個可以選擇的問題。例如在其對畫家友好黃永玉,他便勸說形式和主觀是擋住他的兩塊大石、「藝術的的典型的表現,必然是向現實的本質去進攻」、「藝術必須服務於人民」等6。除了早期深受德國表現主義影響的構圖和造型外,解放後的黃新波,再難以繼續批判寫實主義的力度,刀筆下的新中國只見一片欣欣向榮,人物造型典型化、社會場景理想化,失卻思想的深度。然而,雖然師承李梅樹,對處身在「自由世界」的吳耀忠來說,寫實主義卻是不是出於品味的個人愛好,而是一個艱難政治抉擇,富有歷史的思考深度:

「冷戰,五零年代至六零年代上半美國的右迴旋─如猖狂的麥卡錫主義,戰爭、軍事、產業組合體的形成……都給予美國抽象主義必要的土壤。但是這種抽象主義隨著美國政治─經濟勢力輸出到貧困的第三世界時,往往又經過一道折扣,成為原已虛空、墮落的美國抽象畫之可笑至極的拷貝。/ 自從「五月」風一刮,從無數年輕一畫家的眼中、腦中、畫布上刮走了生活、生活中人,以及一切具象的東西;它也刮走了歷史,刮走了台灣,割走了中國[……] 人徹底地失去了他的歷史背景。」7

日夕與文學家為伍的吳耀忠,很少以文字談自己的創作,彷彿只有透過扎實的素描根底展現在畫布上的油彩,才是最真實的說明。這篇題為〈人與歷史〉的訪問稿,作者正是陳映真,是現存惟一一篇全面說明他的藝術主張的文字紀錄。吳耀忠雖然畢生未曾踏出過台灣,卻能超越老師輩的局限,從日本的外光派拉出整個西方的寫實主義傳統,米勒、杜米埃、高爾培、柯洛維茲、伊利亞‧列賓;同時又從1930年代的左翼文藝中繼承了對國家、民族以至世界的廣闊視野。作為繪畫「神童」8、文藝青年,師大時期的吳耀忠是官辦展覽的寵兒,連年入選自1935年日治時代延續至國統時期至今的「台陽美展」,獲獎作品《黃衣》(1960),仍是典型的李梅樹風格半身人物肖像,畫中少女(吳的妹妹)頭結雙辮、身穿黃衣,安坐家居,剛好放下手中的毛線,向畫家凝視。人物與靜物配搭構圖平穩,油畫色彩層次豐富,不但能準確捕足黃色毛衣的微妙的質感與光線變化,更能以色塊括概處理裙子與背景,令畫面效果豐富而不致過份的濃密緊張。對人物神情氣質的把握,亦內斂細緻。

溫文爾雅的吳耀忠從來沒有表現出對政治的激情,當時一般以為吳之被繫獄,純粹是受陳映真牽連。亦有說吳耀忠之接觸左翼思想其實頗早,二人的政治傾向未必只是單向進行。9 如果我們以其作品作為內證,早在1968年繫獄前,吳耀中已明顯想要突破這種甜美的外光派風格。例如同屬相若規模的油畫《長夜》(1962),畫中青年托頭沉思,地上散亂的紙章草圖,背後隱藏在啡色調子中的畫架、畫筆,還沒有完成的作品仍在架上。不同於之前的半身頭像,畫家再沒有把光線聚焦到人物的面部表表,反而突出了構成三角關係手和腳,整個由不同斜線組成的構圖以至啡黑的調子,想要表達的是青年人的苦悶,亦像是吳耀中當時的寫照。而1968年被捕前完成的油畫《浪濤》與為文學季刊插圖的鋼筆素描《卡繆》,更加已擺脫「台陽」風格,前者以油畫捕捉浪濤拍打岩石激發出水花的瞬間,筆觸抽象,但整體光色變化非常細實。而後者單色的頭象描繪,粗硬的鋼筆線條彷彿要劃破紙面,口啣香煙的存在主義者卡繆,桀驁不馴,竟有同被視為存在主義者的梅第傑克(Alberto Giacometti 1901-1966 )的素描的影子

出獄後的吳耀忠已很少「畫大畫」(後詳),多以水彩素描方式描繪社會底層人物及生活場景,為陳映真作品與《大地雜誌》繪畫的封面插圖,可說是為整個鄉土文學的視覺風格定調。例如第一個書封《將軍族》(1975),主角再不是生活優裕的少女,而是街頭的補鞋匠。這種把底下階層人物連同日常場景帶進油畫世界的做法,一方面既遠承19世紀法國寫實主義,尤其高爾培的手法,以選材表達民主、平等的政治埋想,10 但又有別於將當代題材單純地視覺化、避免任何宗教或象徵的直觀方式不同。吳耀忠突出了社會場景的典型性,手執工具的青年全神貫注地修補皮鞋,以油彩隆而重之地重新賦予勞動的尊嚴。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吳耀中曾經看過那些1930年代左翼藝術家的作品,但這種以發掘「現實的本質」,把人置放在社會與歷史當中的做法,與解放前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確又不謀而合。11 但是吳耀忠的現代主義性格,卻又同時流露在分別於1978年與1982年為世界文學全集與諾貝爾文學全集描繪的作家頭象之中。從普魯東到泰戈爾、簡‧奧絲汀到葉兹不同年代的文學家,雖然只是根據肖象相片完成,逸筆草草的素描不但肖似,還充滿現代氣息。這種強調個體性的肖象寫法,把政治家、哲人、藝術家、作家、科學家與音樂家等視為時代英雄,已不是單純的寫實主義畫風。12

吊詭的是,本來為了接近群眾的現代主義,處身在蜂湧地追求抽象藝術的「自由世界」,卻倒過頭來變成不合時宜的小眾。不同於木刻版畫便於製作,方便流傳的媒介特性;也與共產主義中國藝術家由國家供養的制度不同。油畫始終屬於一種較為難以大眾化的媒界,資主本義世界的藝術擁有精神上,也囿於自由市場上的制肘。這種矛盾,吳耀忠非常自覺。於是配合文學作品與印刷技術,讓作品變成大量生產的書封,便成為他最能接近民眾的「社會實踐」。13 吳耀忠的左翼精神,始終與時代有着一種緊張的關係。表面看來,出獄後的頹廢,是牢獄之災的後果。但據「同路人」的獄中見證,亦有另一種可能的詮釋─試想一下子從1968年封閉的小社會一躍而至1975年工業化與城市化,經濟生活全面資本化的蔣經國台灣,那種與馬克斯主義烏托邦理想的背道而馳的發展。面對貧富懸殊、農村人口變成城市最底層勞動力、由財富壟斷而成的欣欣向榮,理想主義者的無力感,只能借酒精來排遣。14 所以就是「民主台灣聯盟」案沒有發生,這種失敗英雄的宿命,幾乎也註定會降臨到吳耀忠身上。

前衛中的頹廢

雖然吳耀忠是寫實主義忠實的追隨者,但處身「自由世界」之中,左翼精神只能保守在前衛的戰線。這裡先跳現代主義與前衛在冷戰格局下的糾結,15 先談談頹廢何解是前衛的另一面,藉以解讀吳耀中的「致命」作品─《山路》的個人與時代意義。

意大利學者Renato Poggioli對前衛之中的頹廢,有獨到的分析。他認為前衛作為過渡的位置,對未能完成的當下和未知的未來,總是充滿焦慮與不安。它的戰鬥性格一方是進取的、積極的;但在永無止境的等待當中,形成強烈的自我犧牲宿命感。故此前衛不單是進步的,亦是頹廢的;既充滿創造性,但也隱藏着毀滅性。前衛註定會時不予我,但又無限光榮。16

1984年陳映真以政治案件為題的小說《山路》將要出版,吳耀中再度以書封作為好友的賀禮。久未認真創作油畫,吳全力以赴,找來當時還只是文藝青年的楊渡為他作模特,想要描寫青年革命者的形象。油畫布本的《山路》,畫幅細小(46 x 38cm),可能要遷就封面印刷之故,亦可能是因為長期酗酒,已無力駕馭巨幅畫面。《山路》從題材到手法,都不是吳的典型風格。穿着白色唐裝上衣藍色長褲的青年,身材建碩,右手執着被布包裹着的頭顱,動態仍昂首向前,衣領上只餘褐紅的血污,與並不明確的背境混為一片朦朧。無論是青年的衣褲抑或背景,都是以灰藍的冷色調處理,以映襯出血色的肅殺。顏料塗抹的很薄,但色顏感仍非常豐富,有以畫刀反覆磨刮再塗抺色層的痕跡;亮點捕捉的如常準繩,除以白色油彩加以突出外,還間以留白表現。

畫作完成了,陳映真卻堅持不刊用作為書封,真實的原因並沒有人知道,既有可能如表面上所說的因為人體比例不對了;亦有可能是對為難友怒其不爭。吳耀中一生忠於寫實主義,幾乎沒有寫過現實中不可能的場景。《山路》畫幅雖小,但發揮出來的氛圍卻是巨大的 ─ 個人與整個時代拼了命,註定失敗,但又無限光榮;不單是吳耀忠個人的寫照,亦是那一代同路人最忠實的寫照。17。而畫作被拒之後,畫外真實的畫家個人,更自自暴自棄,以酒精慢性自殺,作為最頑強抵抗。

1朱珮儀、謝東山著:《台灣寫實主義美術─1895-2005》,台北:典藏藝術,2006年,26-48

2陳光興特別強調二人的兄弟關係。其時高中時代吳耀忠居三峽、陳映真住鶯歌,幾乎每朝早相約在三鶯橋頭一起搭乘鐵路到台北上學。陳映真原初亦有報考師大藝術系,願望給吳耀忠實現了,自己卻跑去淡江英專念外文。陳映真出世時孖生的弟弟夭折,個子比他矮小的吳,遂成為他弟弟的再生。而出獄後,有宗教信仰的陳映真擺脫意志消沉的誘惑,然而吳耀忠卻把「遠行」回來同路人的頹廢貫徹到底。見陳光興:夢魘的理想、幻滅與堅持〉,林麗雲:《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新北市:刻印文學,2012年,5-13頁。

3據日本實習外交官淺井基文的回憶,見林麗雲:《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新北市:刻印文學,2012年,109-113

4林麗雲:《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新北市:刻印文學,2012年,47頁。

5黃新波:〈西方美術大家〉(書稿),載黃元編:《刀筆、畫筆、文筆─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圖書,529-534頁。

6黃新波:〈西方美術大家〉(書稿),載黃元編:《刀筆、畫筆、文筆─黃新波在香港》,香港:天地圖書,537-439

7許南村(陳映真筆名):〈人與歷史─畫家吳耀忠訪問記〉,原刊《雄獅美術》19788月號,重輯林麗雲、蘇淑芬、陳瑞樺編:《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台北:遠景,2012年,15-24頁。

8吳氏的藝術天份,早在很小年紀已經顯現。小五時候,老師已曾收集起他的畫作,在學校舉行個展,在小鎮引起一陣注目。見〈吳耀中生平紀事及創作年表〉,林麗雲、蘇淑芬、陳瑞樺編:《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台北:遠景,2012年,219-229頁。

9林麗雲:《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新北市:刻印文學,2012年,43頁。

10Linda Nochlin, Re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p.46.

11這幾乎完全乎脗合蔡儀的唯物主義美學,見蔡儀:《現實主義藝術論》,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135-157頁。而當中談論到批判現實主義的篇幅,又與托爾斯泰非常相似,見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1923), in Herschel B. Chipp ed., Theories of modern art : a source book by artists and critics,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 452-466. 至於1930年代左翼藝術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如何過渡到1949年以後的革命寫實主義,台灣學者林惺嶽有比較抽離的整理,見林惺嶽:《中國油畫百年史 : 二十世紀最悲壯的藝術史詩》,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年。

12Linda Nochlin, Re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p. 181-192.

13「畫在一切藝術中,怕是最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用框子一框,掛在堂皇的客廳中,成為財產,且有投機性的市場。」許南村(陳映真筆名):〈人與歷史─畫家吳耀忠訪問記〉,原刊《雄獅美術》19788月號,重輯林麗雲、蘇淑芬、陳瑞樺編:《尋畫─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台北:遠景,2012年,24頁。並林麗雲:《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新北市:刻印文學,2012年,201頁。

14林麗雲:《尋畫─吳耀忠的畫作、朋友與左翼精神》,新北市:刻印文學,2012年,171頁。

15可參Paul Wood, ‘Modernism and the Idea of the Avant-Garde’, in P. Smith and C. Wilde ed., A Companion to Art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Oxford, UK, pp.215-227. 作者把前衛上溯到19世紀社會主義者Henri de Saint- Simon Charles Fourier,進而分析軍氏術語及政治思想如何逐步蛻變成與現代主義藝術的同義詞,尤其如何在冷戰格局下,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用來標榜自由的文化標誌。

16Rento Poggioli, The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trans. Gerald Fitzgerald. Can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lknap Press, 1968, pp.74-77.

17藝術家自畫象、現代主義文藝中的自殺均為需要另闢篇幅的課題。後者暫時可參Jaroslav Průšsek, ‘Subj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eo Ou-fan Lee ed.,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1980, pp.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