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朋友拉隊兼研究需要，近期往返了廣州好幾次。小時的廣州已經沒法回去了，這個人口千萬的華南城市！獨自走在海心沙、省博、少年宮一帶，廣場上的人民是那麼的閒適和自信，竟是那麼的盛大而渺小。其實也不獨是廣州，也許應稱之為我的廣場症候─真的，每回都直想哭。

中山大學懷士堂前的大草地。建於1926年的老校園，不少教學樓已成重點保護文物，包括嶺南學院的紅磚小樓，和被學生俗稱黑樓的原校長住宅。然重要的是校園對市民開放，自出自入，拍拖散步晨運各適其適。

開完學術會議，周日終於有時間跑去黃花崗，一直都好想去。烈士墓園雖不比南京的中山陵大，但紀念碑式的空間調配，與老樹所積累的歷史感，令人肅然起敬。沒有追索墓園自民國至四九以後的擴建和改動，而所謂黃花崗，當然不限於遊客圖片裡常見的七十二烈士陵墓，和國民黨各地支部以石塊砌成的紀功碑，準確點說其實是墓群，並現市民的重要休憩空間。1911年4月23日革命事敗，烈士橫屍街頭，只有潘達微敢出面埋葬。倉促間徵得城西一塊叫紅花崗的荒地，故墓園並未有座北向南，陵墓主體座落在西北方，面向東南。現開向先烈中路的正門-北門，落成最晚(1936年)，上有孫中山親題「浩氣長存」四個大字，牌坊長31米、高13米，非常宏大。通過大門，便是緩斜拱橋「默池」。再拾級而上，仰視小崗上的青天白日與碑頂的自由女神，整個中軸線的安排展現出國家級的氣度。然而革命偉大之餘，畢竟是死人的事業。從南邊的舊「紅鐵門」進入墓園，則是另一番風景。對比起北門的理直氣強，紅鐵門的古典與民族情懷，經年累月已為大樹所包圍，則令人低迴興歎。這度紅鐵門的歷史在網上並不可考，但見其萬字、迴字、壽字等紋飾外，碑坊頂部由兩支步槍組成交叉圖案、中部則有西洋風格的醒獅立體雕塑、下端則飾以松、鶴浮雕，儼然是典型的民國時期中華古典風格。本來墓園忌用紅，但烈士墓園的紅，卻像鮮血，恰如其份的說明武裝革命的本質。沿這邊的步道內進，大樹底下即是各地敬贈的紀念碑，碑文與造型各有不同，足證大時代的文化變遷。

俗稱的紅鐵門，不只是紀念建築，整個造型直是件精工的雕塑藝術

有關烈士陸墓的從建築介紹已有很多，國共歷史敘述的矛盾也在此處不贅。本來以為憑吊悼念只是官方動作，然遊訪當日，除官式花牌外，供桌上已零散地放着不同的鮮花。鞠了個躬，繼續拾級爬上石碑坊，剛好遇到一對母子。母親拖着約六、七歲兒子的小手着他鞠躬，向兒子問道：「要是沒有這些烈士，我們現在生活也不知是如何，你能對烈士們鞠個躬不？」牌坊後面，是一個巨大的碑記，背後刻有由潘達微親斂的烈士名字、籍貫、年齡、職業、殉難地點。比起建築所撩起的情感作用，這個碑記卻以事實說明革命的暴力，一點都不浪漫。這些鐵劃銀勾的行楷雖小，但借着陽光直下的明暗看來，卻歷歷分明─從二十來歲到四、五十歲；有學生、記者到工人；從花遠到各地華僑…… 這些人到底是因為什麼而矢志走上這條革命的不歸路？槍林彈雨之際，有沒想過回頭？他們想望與理解的，又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國家？渴望着的又是一種怎樣的自由？

歷史那麼大，孩子那麼小。

遊訪重點之一是去看潘達微墓。潘達微雖沒參與是次武裝革命，但陵墓卻貼着烈士陵墓右側。革命講理想，又怎會缺了藝術家呢？讀過中國現代美術史的應對潘氏有一定印象。潘達微是老廣州，是居巢居廉的入室弟子，因為曾找孫中山看病，後加入同盟會。籍辦報與藝術宣掦革命，所創立之《真相畫報》，圖文其荗針砭時弊，以深厚之書畫根基轉而創作漫畫，透過報章印刷發揮社會影響。開設之各種藝術場所，像陶瓷廠、裱畫店均為掩人耳目之革命基地。此外更創辦醫社、女學、武學堂等，可謂是廣東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潘民原擬參與廣州起義，唯在起義前夕黃興親來勸退：「君乃才子，並非武夫，衝峰陷陣，非君所長。且在社會上站稳陣卻，代民立言，亦非易事，不真輕易放棄。此次起義成功與否，均需報社仗義執言，君堅守報社陣地，更為有利。」本來死的是自己，潘達微見同志死傷枕藉當然肝腸欲裂。

民國成立後，潘達微與眾多藝術同志像高劍父、李鐵夫等革命元老均遠離政治。幸潘畢竟是世家子弟，不致像李鐵夫之流落香港。民國後藝術事業再達高峰，穿梭穗港，曾受聘於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又演出話劇、開設影樓，開人體攝影之先。1921年潘氏歸依佛教，但仍不忘社會事業，有「革命佛陀」之稱。不過自幼體弱的潘氏並未享長壽，1929年病逝香港，終年四十八歲。家屬原要求附葬黃花崗，唯不獲廣東革命紀念委員會同意。至1951年才移柩黃花崗烈士墓右側，長與烈士同眠。

墓碑終日有小兒相伴，想潘先生也會感到高興

雖說兩岸均冷處理，然這陣子在廣州卻有不少紀念活動。幸得友人提醒，才不致錯過在省博舉行的「氣吞河嶽─辛亥風雲人物墨迹展」，展品主要由省博及香江博物館借出。從慈禧太后、穌曼殊、張謇、康有為、梁啟超、到陳獨秀、袁世凱─所選人物雖不一定與革命有直接關係，但大扺圍繞整個清末民初。從展品足證，這場「資本階級革命」，拘非泛泛之輩，而屬當時的社會精英。就是最反傳統的陳獨秀，原來也能寫出一手筆劃遒勁的篆書。而展出的陳烱明墨迹，則是以行書寫成的「私有男女而後有姦淫，私人財產而後有盜賊，故私有制者，萬惡之原也」，一實民初的無政府風格。這種舊學底子與思想的新舊交替，實在是民國史之所以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展覽以書法為主，但展場一角，也展出了潘達微的菊花圖，既帶居氏之寫實風格，亦見嶺南派承自日本之蕭颯境界。孤看畫題，不過風花雪月，但若知道潘氏與黃花崗因緣，則見畫中哀慟傷痛之情。可惜忘了拍照，是否即為1925年重畫之秋菊圖，展覽說明並不有考。唯畫上題句：

「一夜秋風起，黃化照眼明，莫愁霜露冷，好夢是淒清。」

足以哀慟百年。

* 自暑假以來《藝文‧三昧》久未更新。曼谷行回來便病了，接着趕緊開課。加上着手重輯自《模達紀事》以來網上舊文準備出版。回首一看，竟覺這些年來要說的都已寫過了，頓對博客這東西不再執着。

* 另學術會議上那些位高權重的政/學人發言，果真不把人當成人來看，而只是一堆堆的競爭排名數字，並想方設法把弱勢社群趕離自己的地方。當中最匪夷所思的包括薛鳳璇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倡議建第二個機場！而香港的入境署長，更講明只要優質人口。

全球化不是新事物，最早的旅行家都是宗教徒，佛教當然亦不例外。

(閉幕禮上的迴逈。錄象：盧且如)

真是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幾位穿袈裟的比丘尼，怎麼在唱聖詩？細心留意歌詞──啊！原來是Heart Sutra（《心經》）。第十二屆國際佛教善女人大會（12th Sakyadhi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t Women）會議期間，兩位來自美國加州Shasta Abbey禪院的Astor Douglas禪師和Ando Mueller禪師，為會眾主持了佛經唱誦工作坊，令人大開眼界。

兩位禪師分別來自加拿大和英國，早在七十年代出家，依止Shasta Abbey的創辦人、英裔的Jiyu-Kennett禪師（1924-1996），已屬該寺組織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 的第二代，法脈遠承明古屋曹洞宗大本山總持寺的孤峰智燦禪師。¹

要跨越種族與語言障礙，追隨一種陌生的宗教傳統，Jiyu-Kennett禪師的出家因緣也頗傳奇。Jiyu-Kennett禪師生於英國，原是基督徒，畢業於Durham University，主修音樂，對西方早期音樂，尤其唱誦（plainsong）最感興趣，是教堂裡的管風琴師。她成長於二戰期間的倫敦，目睹戰爭的殘酷，遂對生命有什麼意義、人類為什麼要彼此相殘等問題產生疑問；當時佛教在西方國家並不普及，她透過London Buddhist Society開始接觸佛教。

1950年代，她決心出家，先跑到馬來西亞馬六甲青雲亭（Cheng Hoon Teng Temple），由該寺主持釋金星法師（Seck Kim Seng）剃度。1962年輾轉赴日，追隨Master Keido Chisan Koho習禪，接法脈並獲印可為禪師，成為日本曹洞宗百年來唯一的女禪師，加上來自英國，可謂例外中的例外。她在日修習期間非常精進，深得師父愛護和器重，更獲師父授予一間小寺。然而因為寺請制度與社會文化差異等種種原因，Jiyu-Kennett禪師最後還是回到西方。為了方便在西方弘法，她的師父亦特別准許她破例為男女眾授戒。現在其創辦的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在美國、加拿大、英國、荷蘭、德國都有分會；Shasta Abbey現時常住眾約25人，以女眾居多。

既要迎合西方文化及現代社會，又保留宗派特色，變與不變應如何取捨？曹洞宗──Soto Zen，英語翻譯為Serene Reflection Zen Meditation。翻開Shasta Abbey的日課誦本──Full Morning Service, Evening Office，不就是早、晚課嗎？只是都借用了基督教用語。因為同屬大乘道場，誦本亦包括對觀音Kanzeon的禮讚－─「Homage to all the Buddhas in all worlds; Homage to all the Bodhisattvas in all worlds; Homage to the Scripture of Great Wisdom……」Shasta Abbey的日常作息跟漢傳寺院大同小異，也是天亮之前起床，早課、靜坐、出坡、晚課、講經──看見兩位禪師，感覺就像遇上遠房親戚。

出家即是捨離俗世生活。到Ahasta Abbey的學僧，只準帶一個包包和蒲團入寺。最初五年，日來打坐夜來眠都在禪堂的一塊塌塌米 ─ 個人物品？只限面前這個壁櫃。自由得非常潚脫！

Ando與Astor 禪師初出家時，唱誦都用日語，後來才改用英語。回憶當時，她們的師父其實也有種種顧慮。Jiyu-Kennett禪師想到把佛經譜讀入西方人腦袋，那麼不是別出新裁，便是舊曲新詞，把經文譜入耳熟能詳的基督教音樂；無論前者或後者，也意味著她要重拾故技，而出家前專修的西方神聖音樂正好大派用場。對富有神秘色彩和重覆冗長的唱詞，她也有所刪減；不過改編過程分外小心翼翼，因為唱誦並不是個人作品，無我、放下執著、利益眾生才是目的。畢竟禪宗傳統強調直觀與智慧，不在語言文字，而佛教被翻譯成不同語言後，也因應語音與音樂傳統蛻變出不同風格，例如：巴利文語音本身已富於音樂感；而中文唱誦講求板眼和規律；梵文則旋律豐富；至於日文則是凝重的單音調。由Jiyu-Kennett禪師一手翻譯、重譜或寫作的課誦共有62首，多用風琴伴唱，並維持鐘、木魚、鑼等敲繫法器的禮儀提示作用，效果非常特別。Jiyu-Kennett禪師雖已不在，但她的筆記鉅細無遺地記錄了寺院禮儀與生活起居的每個細節，加上越來越多佛經被翻譯成英語，現在該寺的僧俗弟子均可以英語了解佛教要義並進行所有儀式。而在舊有的基礎上，寺院還會繼續譜寫新曲新詞，包括借用愛爾蘭、俄羅斯甚至印地安的音樂傳統。然最重要的是，唱誦其實是一種日常修持，旨在身口意合一、僧團和合。

留意Venerable Ando右手持的- 不是法器，是音叉！

除了唱誦外，她們的僧袍樣式也作了修改：把原來的闊袍大袖改窄，腰間繫上與基督教修士一樣的環帶；胸前掛上「迷你袈裟」（kesa），然剪裁仍依照福田衣式樣（正式袈裟作七條狀，小袈裟作五條），背面則多由戒師寫上訓勉說話；背後領位也依舊制用線繡上寺徽。為迎合強調理性與平權等現代意識，日本的長幼、僧俗傳統及男尊女卑秩序，也得加以淡化，例如主持都經由選舉及共識產生，男女眾地位平等。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強迫所有成年男子結婚娶妻而衍生的寺妻（temple wives）制度，雖模糊化了寺院的僧俗分野，卻又使寺院承嗣以世襲方式穩定下來；而Order of Buddhist Contemplatives雖遠承自日本，卻沒有繼承這種現代變種，反而是復歸傳統。該寺男女眾在修行、日常生活與等級制度享有平權，但必須恪守獨身承諾。

沒有看錯。背後不是日式的飛檐，是美國小鎮。

Shasta Abbey位於距離三藩市三百公里的 Shasta山腳，日常供給全由俗家捐助護持；他們在當地非常低調，不會主動弘法，但24小時中門大開。日本傳統僧人會托缽化緣（dana），以去除我執及為在家眾提供機會供養三寶。然深受新教倫理影響的美國人一般都厭惡任何乞討行為，所以寺僧到了前幾年覺得時機成熟，才開始到附近小鎮化緣，而且事前更在報章上刊登廣告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現時寺院每月大約化緣兩次，只是靜靜地站在街頭一角，安靜莊嚴，漸漸為當地人接受。曾經有駕著大貨車的司機看見他們，也特地停下來，請求他們為在醫院的親人祝福；也有居民把食品、文具等放在佛像前供奉。現時寺院除了定期舉辦退修營與佛法講座外，逢周日下午還有茶會。

近年佛教在北美大行其道，達賴喇嘛與一行禪師可謂功不可沒。不同於 Ando與 Astor 禪師當年追慕東方文化的嬉皮時代，近四、五年對佛教感到興趣的青年人特別多，Ando禪師認為這可能與美伊戰爭有關──理想幻滅，精神找不到出路，而佛教講的業力、無分別心亦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禪宗身心合一的修持方法，非靠超越存有而當下解脫，正好對應現時的困境。現時到Shasta Abbey習禪的，並不限於特定族群，以能操英語者居多，除歐裔美國人外，還有越南、泰國和日本的信眾。

(全文並Sakyadhita 專輯另刊《佛門網》 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21613)

 延伸閱讀：

Shasta Abbey網頁：http://www.shastaabbey.org，資料非常齊備，還有大量聲音檔案 。

該網站內連繫到期刊上的唱誦專論，對音樂感興趣的值得一看：http://www.shastaabbey.org/pdf/theHymn2009.pdf 。

各處鄉村各處例

佛教雖是全球化的一部份，但比丘尼在這個地球村的狀況卻是「各處鄉村各處例」。

在第12屆國際佛教善女人大會上，比起抽象的學理研究而言，實例分享的氣氛更為熱烈。在緬甸、斯里蘭卡和泰國等南傳佛教國家裡，比丘尼地位仍備受爭議。有趣的是，就算在與會者之間，其說法與評價也莫衷一是。

例如Sakyadhita的中堅份子，來自斯里蘭卡的Hema Goonatilake博士就認為，經過多年努力，女性平權問題已基本解決。早於1974年於倫敦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獲取博士學位後回國的她，隨即參與婦解運動，當年她與「激進」的同道更被人們戲稱為「四人幫」。七十年代，她們得先要爭取女性的基本平權；到八十年代，女眾終可以遠赴台灣求受具足戒；及至九十年代，她致力推動比丘尼戒的制度化，而事實上，在所有南傳佛教國家中，以斯里蘭卡女性的社會地位最為優越，她亦因此不必再作女性主義者的宣稱。加上經過獨立運動，當地一些比丘團體已高度政治化，反而比丘尼的超然獨立，更能嬴得普通民眾信任。

不過來自美國、現居斯里蘭卡的Susanne Mrozik博士，則有不同看法。她認為雖然經過多年努力，新近出家女眾已能直接受沙彌尼戒，進而受比丘尼戒（現時兩者各約一千人），但受斯里蘭卡傳統的十戒（dasasil）者仍有近二千人，而這情況仍會持續。縱使比丘尼、沙彌尼抑或dasasil（十戒女）均受社會尊重，但這在法理上與一般認知上仍顯得相當模糊。例如dasasil和比丘尼僧袍同為橙色，只在戒衣上有所區別。新舊制並存背後有着複雜的制度、社會以至個人因素，但關鍵的是僧伽與政府一直未肯正式承認她們的地位。其中一個原因是財政開支──因為該國的僧伽一向受政府資助，若承認比丘尼的同等地位，亦意味着需要增加開支。加上大乘戒律與南傳戒律的差異、對大乘地區佛教狀況的不認同，亦是障礙全面承認比丘尼地位的原因。

「泰國是沒有比丘尼的！」──許多人都異口同聲地說。能求得比丘尼戒的女眾數目不逾百人，主要是從斯里蘭卡受得同屬南傳的戒律。要從寺院和教育體制中讓比丘尼傳承在泰國落地生根仍有一定困難。日本學者伊藤朋美博士、來自美國的Susan Pembroke和泰國先驅Dhammananda比丘尼分別從體制與日常生活方面講述箇中的挑戰。例如Mea Chee（白衣女、八戒女）的地位已有所提升，部份Mea Chee更會打破慣例到街上托鉢，並安於現狀。但對於穿着黃啡色或橙色僧袍的比丘尼，一般民眾卻是聞所未聞──搞笑的是，如Dhammananda比丘尼便曾經被人誤會是男眾入錯了女廁，又曾被誤派到與比丘同席。就算有幸受戒，戒衣的細節要如何保養？缺乏巴利文教育的比丘尼出外托鉢時，又應如何唱誦迴向？而最弔詭的是，雖然大部人私底下都認同要恢復四眾弟子傳統，並從生活層面加以通融：例如比丘尼到醫院看病時其待遇與Mea Chee相同，包括能獲Ajahn Chah（阿姜查）教團成立的基金會資助；但到了關鍵時刻，只要有個別僧人提出反對，大家便又不敢公開支持，例如2009年，阿姜布拉姆法師（Ven. Ajahn Brahmavamso）參加了比丘尼的授戒儀式後，他的寺院便遭Wat Pah Pong 叢林僧伽會開除會籍，這觸發國際的互聯網聯署，要求Ajahn Chah教團進行改革。雖然總是行三步退兩步，但最新的展望是2012年泰國將可能立法，把比丘尼包括在現時的「other shangha」（其他僧伽）範圍之內，從而受到法例保障。近年Dhammananda比丘尼不單在泰國致力恢復比丘尼傳統，還協助尼泊爾女眾改善她們的處境：粉紅色原是戒律裡被禁止的顏色，但尼泊爾的十戒女（anagarikas）卻隨緬甸傳統同穿粉紅；令她尤為痛心的是其原因──「因為男眾不喜歡！」因為要得到認同，不少受戒比丘尼回國後還是得穿回粉紅僧袍。¹

緬典八戒女Yasanandi講述她在Kalaywatawya Study Centre的生活和學習狀況。(佛門網影片 盧且如

日子有功

兩度出席Sakyadhita會議（上屆和今屆），從沒有見到與會者振臂一呼、慷慨激昂的場面，更多的是姊妹情深、互相扶持的情景。推動佛教男女平權，恢復正法，靠的是「日子有功」。為此，日本曹洞宗長野縣正法寺主持、年近八旬的青山俊董禪師特別開了一節工作坊，從開宗的道元禪師（1200-1253，鐮倉時代）講起，提到：「四河入海，無復本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更指出，道元禪師並不拘泥於形式，認為只要是得法尼僧，則男僧也應對之禮拜求法，更質疑女眾不能常住寺院的傳統。青山俊董禪師本人的學習經歷，正體現了日本比丘尼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取捨與轉變──1964年前，曹洞宗正是近代日本率先廢除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宗派。日本佛教因受明治維新影響，僧人可娶妻生子；青山俊董禪師便被問到女眾應否一視同仁？禪師仍是一貫的從容不迫，從歷史與個人兩方面作答，指出明治時期一般被視為大乘佛教在日本的衰落期，而另一方面，由於神道成為國教，佛教更被刻意貶低；又當時國家規定所有成年男子均需娶妻，以利現代化；故娶妻傳統是迫於政治，並非出於宗教原因，而比丘尼反而是倖免於難，得保正法。她說，披剃已經65年的她，還覺得只在起點；如果有了自己的家庭，既要養育子女，又要教授徒眾，她自問能力有限，恐怕一石不能二鳥。不過日本比丘尼承傳也不無隱憂，現時她們下的25位弟子，三分一來自海外，三分一則要繼承寺院父業─這種轉折會開出怎樣的結果，仍是未知之數。

青山俊董禪師

青山俊董禪師有張圓大的臉，平常不怒而威。但一笑起來，咧起嘴巴，一雙八字眉，眼神篤定又慈悲，一派禪者風範。除了禪坐，她更貫徹日本禪宗的藝道精神，書、茶、花道無一不精。她著書立說，包括不少平易近人的短篇，例如被翻譯成多國語言的 Zen Seeds: Reflection of a Female Priest (富德樓aco 藝鵠有售！勁好睇)，從生活出發，微言大義。其中幾篇略有提及她少小出家的因緣，特別感人。原來她祖父是修驗道（Shugendo）傳人，可惜父親體弱多病未能繼承衣鉢。於是在她還沒有出生前，家裡已認定這孩子將來要「供養給佛陀」。她五歲離家到姑姑的寺院寄住，母親以淚洗面，待她一年後生日時，母親帶同禮物遠道到寺院探望，然而她卻掉頭走開了！母親傷心欲絕，唯有認定這孩子是歸依佛陀的了！為了補償沒能親自照料，母親在忙碌的家務之餘，養蠶抽絲，一針一線地為她縫製夠她穿一輩子的衣裳。又有一則談到她剛到寺院時，她姑姑Shuzan帶她去看大佛，然後對她說：「無論你是醒着還是睡着，甚至連佛陀都忘記了，但佛陀卻會一直看顧着你。你看，祂的手現在結成個圓形，要是你頑皮，祂便會把手結成三角！」青山俊董的師父Shenshu則對她管教嚴苛，既要她遵守寺院的作息，又要她應付繁重的學校功課，卻不會給她額外的自由時間溫習。但等到她長大成人，卻讓她一個人跑到東京的駒澤大學讀書，給予無限的自由和支持。七十年代青山俊董禪師學成歸來，師父讓得意門生在禪堂帶靜坐，自己退居廚房做大廚，怡然自得。禪師沒有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反而更像《阿信的故事》裡的百折不撓的田中裕子，一切輕描淡寫，令人肅然起敬。²

信仰與學術之間

Sakyadhita既是學術會議亦是交流平台，如何兼而有之，也是個難題。來自不同學術背景的講者，同被歸類在佛教的大傘下，彼此如何對話？個別論文，如Barbara Wright博士的「The Triangulation of Vectors Where ‘Time Stops’ : The Sources of All Suffering」，和Hyangsoon Yi博士的「Siksamanas in Korean Nectar Ritual Paintings」，前者從心理分析出發探討慈悲，後者以圖象學為基礎進行歷史探索，二者是南轅北轍的方法學，交流自然難以深入。而信仰與學術如何客觀持平？像來自日本的水野愛子與韓國的金瓊櫻均把女性的邊緣角色，歸咎於儒家思想與制度；前者談及寺請制度下家族與寺院的世襲關係，助長了父權思想散播；而後者則指出到寺院參拜的幾乎清一世為女性（98%），但居士組織的核心卻以男性為主，原因在於寺院制度與儒家傳統。這裡當然不是要為儒家的父權傳統辯護，但台灣比丘尼的獨當一面，正是反例。要是能對佛教內部問題與橫向比較作更多分析，便能避免為信仰護短的錯覺。

Sakyadhita敢於開拓禁區，則尤其值得讚許。例如工作坊中，便包括月經禁忌和性少數（LGBTQ）的專題。關於性少數的一節，由來自德國的Dr. Rotraut Jampa Wurst主持，十多名參加者在山洞內席地而坐，暢所欲言。席間，有人提到泰國成立gay Shangha（男同性戀僧團）的提議，然提倡者卻竟反對比丘尼僧團爭取平等地位。同樣讓人大開眼界的是，有朋友分享參加一行禪師在越南舉行講座的見聞，說有比丘尼戰戰兢兢地舉手提問應如何才可以治好同性戀這種「疾病」！在最後一節會議中，來自清邁大學的Kulavir Prapapornpipat指出，泰國社會普遍對性少數較為包容，但佛教界部份人士對性少數卻存有誤解，包括認為他／她們是受到過去世的惡業或父母的惡行的報應；以及認為性少數不能證果，故此亦不能受戒、不能進佛門等。Kulavir Prapapornpipat希望透過教育和溝通，一方面去除部份佛教徒對性少數的偏見，另方面亦令性少數清楚明白戒律，一旦受戒即要禁絕任何性行為，無論原來的性傾向如何。

性別與宗教話題自是生活，也是學術範疇，因篇幅所限，唯有介紹到這裡。兩年後的下一屆Sakyadhita暫定在印度舉行。可惜Sakyadhita仍未有香港分會，有興趣參加或知道更多者，請留意大會網頁http://www.sakyadhita.org，或與台灣分會保持聯絡sakyadhita@gmail.com。

(全文並Sakyadhita 專輯另刊《佛門網》 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21613)

伸延閱讀：

阿姜布拉姆法師（Ven. Ajahn Brahmavamso）被逐出僧團事件：

要求女眾平等聯署http://www.fourfoldsangha.org/petition-text/

Wat Pa Phong Sangha解釋http://www.buddhistchannel.tv/index.php?id=70,8661,0,0,1,0

參加第12屆國際佛教善女人大會（12th Sakyadhi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ddhist Women），與外子兼遊曼谷。原以為能躲開一下香港的熱，誰知甫從機場快線走到BTS架空月台轉車，才明白香港的熱只是小兒科。早年趨慕當代藝術，儲夠錢和假期就只知往歐洲跑，對身處的亞洲反而欠缺瞭解。近年隨佛教活動到處跑，正好增廣見聞。曼谷雖有全球聞名的塞車和性工業，但下班時間的BTS雖然擠擁，市民都不會搶位子，而且神態從容。放下新聞片段小題大做的「紅、黃衫軍對陣」，看看這個唯一沒有被西方殖民過的東南亞國家，現代化底下，確實有着與別不同的文化。

泰國皇宮與寺院都金碧輝煌

新舊兩相安

開會前只有三天的閑餘，只能到大皇宮、卧佛寺和博物館之類匆匆一轉。南傳佛教國家以金色為尊貴，皇宮與寺院當然都金碧輝煌，但除了欣賞它的藝術性，這些景點又好像發揮着非一般的旅遊功能。泰國自1932年實行君主立憲，皇室雖不掌實權，卻是民族精神支柱，而皇室也肩負了護持佛教的責任。在大皇宮的開放部份與博物館中，與泰皇有關的物品不但全都守衛森嚴，參訪者還得整齊衣履、入屋除鞋兼且不准拍攝。像大皇宮內的玉佛寺，警衛更會着進殿的參觀者立即坐下，不准站立，而且不論對泰國臣民或遊客，均一視同仁，不會管你是否佛教徒。走進這些廟堂，佛像高高在上，而空着的鑾駕卻也象徵着泰皇的崇高地位。沒有快門的喀嚓聲，連導遊也閉上了嘴，只隱約感覺到旁人在默禱，或風扇轉動的聲音。在這Facebook年代，人們在旅途中的衣食住行都以圖像方式快速轉播，此刻被奪去相機的遊客就像被「解除武裝」，還原為微小的個人。

建築歐化的暹羅博物館裡展示稻米種植文化

除了民族認同與宗教的神奇結合外，曼谷的新舊並置也十分有趣。Tesco 超市與水上市集並存；昭拍耶水上巴士與BTS架空鐵路齊飛；連博物館也有新舊兩種。從Tha Chang 上岸，過了喧囂的街市進入Thammasat大學，從另一端走出來，便是國家博物館。建於1782年，原是Rama一世的皇宮，據說是全東南亞最大的博物館。但與其說是博物館，不如說是皇室用品與儀仗的倉庫。近售票處的主展館，從遠古的泰族說起；隔着玻璃櫃看人偶與考古實物，像回到第一代「香港故事」的香港歷史博物館。敘述都以帝皇將相的政治變遷為主，最後的現代化部份，從科技文明到政制改變，都歸功於開明的皇室。但同屬大皇宮一帶，靠近卧佛寺南端的卻是嶄新的暹羅博物館：19世紀歐洲風格的建築物原屬商務部，2007年被改為博物館；中庭竟插了秧，原來在展示稻米種植文化。整個博物館都非常「好玩」，把金三角的地理、風土人情、民族傳說、國際貿易，最後聚焦到舊都Ayutthaya和新城曼谷，以互動方式深入淺出，原物反而不多；完全是一部走向世界的社會史。例如其中一個講述墓葬出土的展櫃，放着骸骨和陪葬品，觀眾一按鈕，即出現打雷聲效，然後骨頭被投映出來的人形取代（果真被嚇了一跳！）。接着便由墓主人帶觀眾重溫她的生活片段。整個設計由紐西蘭與泰國設計公司合作，亦算是博物館國際化世紀的例子。¹

天氣太熱，加上交通擠塞與騙人的tuk tuk司機，三兩天「頻撲得黎只能hea過」。謝謝友人T的款待，讓我們得住在簡單舒適的Patvaradi劇場的客房，與Rakhang寺²為鄰，每早在長廊眺望梵刹。這古寺是修行道場，不是旅遊點，但從地下到天花，門窗的每一角，壁畫、雕花或金描無處不在，熱帶天氣的泥塵與寺僧信眾的莊嚴竟是矛盾而合一。印象最深的，是要趕旅遊車到Ayutthaya 的早晨，清晨6點半到達像泰版廟街的背包客集中地Khao San大街，宿醉的洋漢、還在「兜客」的性工作者、賣早餐的小檔、24小時的麥當勞、還未開門的店舖前滿是隔夜垃圾……在寥落的行人當中，僧人托鉢輕輕地走來，穿過紅塵，一切又各自相安。

美麗的女人

這回Sakyadhita剛好由儲妃蒙西拉米‧瑪希敦‧納阿育他耶王致開幕辭，以為可以把她的風采拍下來與朋友分享，原來不。Sathira-Dhammasathan滿園都是迂迴的林蔭小徑，安檢人員大費周章。儲妃到來前，大會以多種語言說明禁嚴拍攝，並且指示在妃子就座前，大家要保持站立。我站在園子的有利位置，妃子剛好就在我面前走過──穿白色連身裙的她挽個小手袋，腳踏高跟鞋，一身亮麗──與凡人無異。

與上屆越南會議一樣，會場裡每天都是萬頭鑽動；這回在像烏溪沙的Sathira-Dhammasathan的園子裡舉行，就更像一場大派對。雖然言語不通，但每回見到那些上了年紀的尼師，扎實的小個子，赤着腳，不知走過了幾多風霜。Sathira-Dhammasathan幼稚園的孩子下午放學後便在園子裡跑，最愛讚到尼師們的懷裡，大的與小的笑得一樣燦爛──着實沒有比他們更可愛的人類！像創辦人──六十多歲的紗珊妮大師（Mae Chee Sansanee Sthirasuta），一身白衣，一雙攝人的大眼睛，洗盡鉛華的她比年輕時當選十大女模時更美麗。³大師生於Ayutthaya，自小父母離異，由堅強獨立的母親一手養大；唸大學時到了曼谷的花花世界，參選十大女模，還曾代表泰國出賽選美；之後創立了公關公司，事業如日方中，心裡卻非常痛苦；遂於1979年在Wat Siriporng出家，當時才27歲。1987年受師父囑咐，在附近買下大片土地創立Sathira-Dhammasathan。在她策劃下，園地挖河植樹，重現熱帶生態，但這裡卻不是一方遺世獨立的道場，而是一個入世的教育及社會服務中心。

Sathira-Dhammasathan最初十年着力為家暴受害者服務，然而大師卻發覺，要等暴力發生了才去做事，為時已晚。故此第二個十年便由家庭教育入手，特別是針對父母的教育和輔助。現在Sathira-Dhammasathan還設辦幼稚園，又與大學合辦專供女性修讀的碩士課程。自設影音部門和廣播電台，以社會企業方式運作，重視美學元素。大師也會親自到監獄探訪，包括為懷孕女犯提供生命教育，間接令政府正視這些被忽略的婦孺的需要。Sathira-Dhammasathan的日常修習和教育均從禪修出發，工作不忘正念。園子中心的法堂是一個大茅蓬，能容納二百人舉行靜坐、瑜伽、法會和其他集體活動。常住白衣有十多人，全職義工四、五十人，定期來幫忙的則不計其數，每年接待逾萬人次。此外，紗珊妮大師還活躍於國際婦女和平動運，整個社群真有點像「泰版慈濟」。Mae Chee（白衣女、八戒女）處於僧俗之間的灰色地帶，在南傳佛教地區本來地位低微（下詳），但在社會服務方面，Mae Chee的「眾人媽打」形象，比起高高在上的僧人，又確實方便得多。紗珊妮大師雖未有直接倡議制度變革，但她的德高望重卻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⁴

因為Sathira-Dhammasathan附近沒有大型酒店，與會者分散到不同小酒店。每早5點半「morning call」（喚醒），以趕及7點的靜坐；8點早餐，9點是第一節會議；11點半午餐，1點又是第二輪會議；小息之後，3點半工作坊，之後5點半晚飯。而且每晚均有不同的文化表演，回到酒店已差不多9點鐘，時間表填得滿滿的。而義工就更馬不停蹄，日間項目完結後還有無數的會議。當與會者高談闊論的時候，當地義工就快手快腳地做小點心和打掃。近千人的會場，洗手間竟是一塵不染，還插上鮮花！說不出名字的甜點，炸香蕉、一口糉、小蛋糕、薄餅、椰汁糕……載滿愛心。Sathira-Dhammasathan雖成立多時，但園子裡仍有工程。像會議用的三層大樓，其實還未竣工，但經過悉心佈置，鮮花綠葉，省掉空調，與大自融為一體。而工作坊則配合不同需要在各個角落舉行，像在人造僧穴內、菩提樹下、泰式吊腳樓裡等。

圖：會場空間都悉心布置和充分利用

無我怎領導？

上一屆因為越南官方高度重視，不少題目均要避重就輕，今屆則「百花齊放」。6月12日至17日的正式會議部份共設11個議題，從各地女眾狀況（連俄羅斯都有！）、社會參與、環境保育、慈悲實踐、學術與教育、和平運動、跨宗教研究到性別定型等等，可謂包羅萬有，其仔細之處，甚至談到寺院的共容通道（accessibility）。若嫌每篇論文報告時間太短，意猶未盡，可以參加兩小時一節的工作坊。不過因為時間重疊，我只參加了一部份，這裡只能摘要分享。

商界CEO思維喜歡講「leadership」（領導），此風近年也吹至文化界，「Cultural leadership」（文化領導）成為新的關鍵詞。大會今年主題「導向解脫」（Leading to Liberation）雖也帶點領袖的況味，卻把名詞換成動詞「leading」，重點遂從作用的主體轉移到導向的作用。比較直接從學理上加以探討的，有韓國趙恩淑博士的〈女人的領導地位佛教的無我觀〉和台灣釋果祥法師的〈台灣佛教傑出比丘尼眾多的原因〉。前者指出佛教團體文化與現代性別平權的矛盾狀況：「一些於佛教界特別活躍的女性，常常要不斷的強調她們的『熱忱』，不是自負、好名或為了個人利益。更有趣的是，禪宗強調的『放下自我』和『虛心』，常被當成是針對女性修行人來討論。」一般認為菩薩是因為「無我」，所以慈悲。然趙恩淑卻引經據典，嘗試從另一面來反問「我見」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必要的惡」或者方便？落入空見的「無我」，又如何成全行者呢？可惜篇幅所限，文末未見再回到女性角度加以審視。至於果祥法師則從台灣的大乘傳統，談到印順導師考證八敬法後四法非由佛陀所制，再以法鼓山男女徒眾均等的承傳制度實例，概括過去與展望未來。而Sakyadhita台灣分會主席張玉玲博士則現身說法，以自己的成長經歷為例，從家人的萬千寵愛、到從失敗與聆聽中學習、放下競爭意識，其七情上面之處，滿座捧腹大笑。

（待續）

歷史與電腦檔越來越超越個人記憶的負苛。朝花夕拾，重提舊事。

1999年夏。回歸未滿兩年。六四十周年。《國殤之柱》言猶在耳，各種為新政權歌功頌德的公共雕塑也在我城緊鑼緊鼓；地標式商場大興土木，偷樑換柱美其名為廣場。那年我重回中大修讀藝術史，讀到芝學哥大學巫鴻教授的文章深受啟發。巫鴻原來專攻古代美術史，尤其器物與禮儀、權力的關係。以扎實的學術根基轉向當代研究，其中兩篇論文：「Tiananmen Squar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onuments」(Representations, No. 35 1991, 84-117)；及「The Hong Kong Clock – Public Time- Telling and Political Time/ Spare」(Public Culture, Vol.9 No.3 Spring 1997, 329-254) ，說明現代政權雖把天安門改頭換面，開放「宮禁」成為「廣場」，既是為封建歷史畫上句號，又在新舊交替之間繼承整個建築群的歷史敍術與正統性。然民眾的記憶與活動，卻又在重議、顛覆官方的敍述。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民眾自發到廣場送上花圈，因而掀起四五運動。而1989年胡耀邦書記逝世，民眾也來到廣場送上花圈─沒有飛機大炮，也不是武裝起義，但這些花圈非同小可，都在重議歷史敍述，召喚歷史記憶，搖動着政權的意義，最後以鎮壓收場。而九七回歸的倒數大鐘，則接通京港與古今的時空敍述，既是倒敍，又是預言。學術對權力運作鞭辟近裡的剖析，反之亦證明了人民與藝術的力量，原來足以橫越古今上下。而廣場作為原應屬於人民的公共空間，更應寸土必爭。

屹立在文化中心廣場的《翱翔的法國人》原名應為《自由戰士》─這則已無法證實的流言在藝術圈中一直廣泛流傳。(來龍去脈見David Clarke在Hong Kong Art: Culture and Decolonization，112-116頁中的研究)作者的原意，死無對證。然香港反正欠缺一個紀念六四的場所，於是撥亂反正也好、是將錯就錯也好，便想到以行動來讓作品的意義活起來。

當時到底是誰先想到要發起獻花，我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我能肯定的只是，當時躲在藝術系的研究生辦公室草議聲明，三爬兩步便寫好，是我人生中草第一次草的聲明。文中劈頭便說：

「沒有叫人聲嘶力竭的口號；沒有大會的指定動作……請來為十九年前無端斷送青春和性命的人們，獻上我們最溫柔的悼念。」

當時想要做的，是在支聯會式老氣橫秋的悼念活動以外提供另類選擇。而「騎劫」(這是自2008年時代廣場一役後才開始廣泛使用的字眼)現有公共雕塑進行抗爭，近的則有1996年潘星磊向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淋紅油事件，令當代藝術進入時事新聞領域─ 前衛藝術/紅衛兵式打、碰、摔的錯位、民族主義與後殖情狀的對碰、民運的英雄主義想像…….等議題成為全城談資。於是聲明亦觸及香港本土身份、表達自由、公共空間政治等概念：

「是項行動，亦是作為體現香港市民爭取於公共空間或領域，進行政治/情感/藝術/任何信息之自由表達的象徵……希望大家能來為我們城市的民間歷史加添更豐富的色彩，在各種官方的/從上而下的/單調的/聲音中，加上我們自己的聲音。」

亦可以說，當時是有意打破以陽剛味獨專的政治美學，帶點非暴力抗爭的意味，但也有同時囿於「和平理性」的樊籬。

聲明草好了，用電郵與何慶基、鄭嬋琦和曾德平談了幾句，便各自傳發。至於為何會是我們幾個？大概也只是因為相熟、順手而已。整個過程應不消兩、三日。當時還沒有網上媒體，而我的人際網絡也止於狹義的藝術界。除了《明報》做了專訪，流傳限於友儕之間。第一年獻花，我還記得是特地去了花墟買花回來在中大插，然後跟李偉儀與小西從泳池旁出發。到了第二年，因為已在Para/Site搞藝評班，於是便呼朋引類一起去。這種狀況應也維持了好幾年，每回都有十來人同行。而有趣的是每回在戰士腳下合照，都有不同的組合。比較長情的有陳啟賢，他2004年在廣場上即席寫生，好像是每年都會把作品帶「回去」憑吊。當中已各散東西的朋友，有的後來到美國升學，現已落地生根；有的興趣轉向，已不再在藝術圈蒲頭；有的又雙雙結了婚；又或者仍在藝術和政治相關的位置上努力。

2000.06.04

2004.06.04

2008.06.04

(2008年前後腳到的朋友。)

2008.06.04

2003年七一不久，我離開了Para/Site，何慶基也從藝術中心、民政局、上海當代藝術館到中大等換了好幾個不同崗位，遠在中大教書，卻總會在危急關頭寫文發聲。鄭嬋琦則好像沒怎離開過藝術中心，不過已換成了只是寄居的租客，致力於社群藝術的各個面向。崗位最故定態度轉變最大的是曾德平，他一直在理大教書，跟年青人談藝術時總近乎傳教士般的虔誠。除Para/Site的工作外，跟他一起經歷了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抗爭，他再轉移到菜園村的農耕工作。他2007年開始學佛，翌年告訴我要退出聯署，專心修行。於是呼籲每年便只隨個人的生活圈子行走，總之六月初總會有朋友自動提出一切照舊，能碰面的便來個合照，沒碰上面的，看到前來者留下的花束，憑吊一下，便過海去維園或回家。這些年來到底有了多少人呼應號召前來獻花，我們無法知曉，留下的花束亦時多時少，有時會被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員趁獻化的朋友離開便趕快丟掉(見獨立媒體)。而回看這些照片，個人與大歷史的交接，往往才是最令我感觸的地方。而同類的探索，記得還有小西2000年在Para/Site藝術空間辦的《「六四（集體）私人記憶」 》展覽。

(二)

當然，我也總有做逃兵的時候，包括有一年去了威尼斯雙年展。2005年加入獨立媒體編輯團隊，每年六四在維園設立捐款站需要大量人手。2009年P-a-riot 的《風雨飄搖愛國時─80後六四文化祭》，聲勢浩大，其後更壯大成反高鐵與接連的社會運動；去年《活化廳》發起「來往廣場的單車」活動，以「自由戰士」作終點。樂得有朋友繼往開來，免卻我港九兩岸奔波，便沒有親自前往。獨媒的小檔在主禮台背面鎂光燈不到之處，待市民入坐後倒是非常安靜。自2008年起，我與幾名法友會來這裡圍坐共修慈心禪，既是對運動中燥動的心靈的調劑，也是對所有因為民主自由而受苦的人的祝福，包括過去、現在或未來的施壓者與受壓者。這幾名法友平常都是各有各忙，閒時相見的機會也不多。雖然我們只是獨坐一角，但堅硬的石屎地把我們與舞台另一邊的人們相連。仇恨應不是讓我們走到一起的原因，慈悲才是可以修補歷史創傷的力量。

(三)

4月23日「藝術公民大聲行」，撐國內維權藝術家艾未未，據說有多達2500人參加。集會最後以文化中心作結。我尾隨着大家，看見鬆散的人們竟都目標明確地逕自走到「戰士」的腳下。感謝凱撒這位老先生在有生之年為我們創作了這具偉大的雕塑，令廣場不止於只是一片臨海的空地；而人們的到來，令「戰士」復活─而這復活的過程，足十九年長。

這七、八年來香港社會劇烈躁動。從前最有創意的人們，能在藝術裡安身立命；現在最富創意的人們，都跑到街頭參與社運。回想這些年來寫過的文章、教過的課、在大小場合上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與許許多多的朋友一起經歷了許許多多的第一次─寫聲明、發新聞稿、寫橫額、製作遊行道具、企街站、申請遊行、嗌大聲公、面對警察……我仍無法判別這轉變的好壞，然我也無從開脫。但到底聲明、發新聞稿、寫橫額、製作遊行道具、企街站、申請遊行、嗌大聲公、面對警察……是不是就等同社會運動？還是，正像李智良近在〈我們要毀減舊世界並以___取代它！〉所說：「當荒涼的現實以過度吵嚷的方式回歸現實，它顯得極富劇場性[......] 妳不免會懷疑，其實沒有發生過什麼『抗爭』，它發生在別處，不在這裡。」(《字花》31期，2011年5-6月號，16-17頁。) 並巧上周莫昭如在《故事、教育和社會運動》討論會上也說：「雄仔叔叔不是離開了社運去咗講故仔，依家翻番黎。社運不在於示威而是包括好多projects，它可能是education、economics、性別的……」聽後感到釋懷。

革命和藝術都是孤獨的路途，縱然它有時熱鬧。或許也只是個人的抉擇，在派對裡累了，無謂微言大義。正在努力完成手上的工作，七月後能換個着力點。

——

徵集照片：

自1999年與朋友發起六四獻花活動，每年總會與不同的朋友在「自由戰士」腳下合照，然這誌記着友誼與歷史的珍貴照片，卻只有斷續存檔。今年「活化廳」發起《誰怕自由戰士？──重生儀式》，誠意徵集大家每年六四在「自由戰士」下拍過的照片，分享私人與集體的回憶。請把照片檔案電郵至「活化廳」info@wooferten.org 。(查詢：3485 6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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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平：〈對〈六四獻花〉行動的觀察思惟和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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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原文：

沒有叫人聲嘶力竭的口號；

沒有大會的指定動作……

請來為十九年前無端斷送青春和性命的人們，獻上我們最溫柔的悼念。

為紀念六四事件十九周年，我們僅呼籲各方友好，於六四當日下午六時，前往位於尖沙咀文化中心外，已故法國藝術家凱撒作品《自由戰士》腳下，獻上一束白花，透過最簡單而意味深長的方式，向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殉難的人們、和所有為曾為自由而犧牲的人們，作出最衷心的致敬。

是 項行動，亦是作為體現香港市民爭取於公共空間或領域，進行政治/情感/藝術/任何信息之自由表達的象徵。無論你是否相信這件位於我們的城市中心的公共藝術 品，曾遭政治審查而被隱性埋名，都希望大家能來為我們城市的民間歷史加添更豐富的色彩，在各種官方的/從上而下的/單調的/聲音中，加上我們自己的聲音。

如果大家當天有空，我們誠邀大家一起獻花。沒有獻詞、不用祈禱、更不用簽名或捐錢，只要記得帶同一束白色小花(大花都得)便可。如果不怕老土，亦請盡量著沉色衣服，和在襟上繫上白花，以致餘哀。

因為是沒有組織的緣故，只憑心意(也沒錢賣告白掛橫額)，很希望大家在收到這個電郵或訊息後能幫忙廣為流傳。不論人數多寡，當日天色如何，亦會照樣進行。

香港市民

梁寶山

鄭嬋婍

何慶基

曾德平

僅此呼籲

June 4th Flower Dedication

No slogan to chant;
No instruction to follow…
Only, too many people lost their youth and their lives seventeen years ago.

To commemorate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 massacre, we ask that you join us to dedicate a bunch of white flowers to the Flying French outside the Cultural Center. A simple and gentle gesture of mourning that speaks a thousand words: respect for those who gave up their lives for the fight of freedom.

This action symbolizes Hong Kong people’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emotional, artistic and other forms of expression in public space. It’s up to you whether to believe this piece of public art in the middle of our city has suffered from political censorship, and managed to survive only under an alias. It is also you, and all of us, too, who can enrich our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terrupt the all too top-down and monolithic voices from the authorities.

If you have time, may I invite you to bring a small (or big) bunch of white flowers and come to our public space at 6pm on June 4th. And if you don’t mind, please wear something dark. There’s no script to read from, no prayer to say. No one will ask for your signature or donation.

This is not an organized action, but a gesture coming from the heart. Please help spread the word: see you there, be it sunshine or rain.

(英文版是誰譯的呢？我都忘了。)

認識周師兄，要多得整個把中大搞得滿城風雨的前任校長劉遵義。2005年，其時獨立媒體成立不久，不少成員都是中大出身，劉遵義上台以「國際化」為名把中大英語化，我們當然走到前線事事關心。一直不為人所重視的校友評議會http://www.alumni.cuhk.edu.hk/chi/convocation/ 特別在周年大會議題上加入討論環節，我們都是已畢業的校友，走進位於恆生大廈頂層的會場雖無妨礙，但當時的學生會幹事胡浩堂卻被拒諸門外，並給銀行大班彭玉榮老校友惡言相向：「I will use all my power not to employ you!」成為一時金句。(http://www.inmediahk.net/node/28867)校友會連帶老校友之類一向給我們的印象都是保守與建制。此語一出，卻令不少老校友嘩然，其中一位便是周師兄。隨後劉校長大興土本，斬樹開路、成立新書院。周師兄、雷競璇、關彩華、陳祖雄、許漢榮、鍾美儀等老鬼，陸逐產生要在評議會以外連結校友的組織，於是再連同繆熾宏、莊耀光、陸耀文等組成校友關注組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 ，監察校政，支援學生。記的關注組開初的會議，就曾在我們家徒四壁的新辦公室舉行，大家還送了我們一套杯子。出版《新書院事件特刊》，周師兄和夏淞就像回到大學時代，坐在長桌兩端做校對。

當時有眼不識泰山，不知道周師兄原來是老保釣，亦是剛鬧校院欺凌新聞的新界喇沙校長。只見這批老鬼年屆退休，做事卻幹勁十足，人脈廣，經驗老。隨後保樹立人、新亞校友會選舉事件、學生報情色版事件、拆卸烽火台及朱銘雕塑、關注組換屆選舉，以至去年新民女豎立中大並擬長期擺放……都有周師兄的身影，每每坐言起行，我們自愧不如。最難得的是，周師兄雖完全做得八十後老竇，卻從不主導。亦也許是對千奇百怪的反叛學生見怪不怪，故此非常開明寬容。記得2008年情色版事件，報社被千夫所指，記者有如狗仔隊般駐守本部，范克廉樓重門深銷，氣氛緊張。我伴隨周師兄回校想要了解情況，也不得其門而入。當時周師兄覺得校方不但準備嚴懲學生，還在淫審刑責前劃清界線，急的如熱窩上的馬蟻在范記樓下踱來踱去，想要為學生向校方施壓說情。又一次，也不記得是因什麼原委聽周師兄在中大「想當年」，搞學生會時落堂出去教完書，然後番黎學校通頂，「好捱得」。當時中大路遠，又沒有電話，遇事上了差館也是父親靠人轉達着他回家。而最後一次見他，則是去年學生會的新民女論壇，當時我支持何慶基重塑89年原民主女神像永久擺放方案，然主流意見是怕節外生枝，而新民女亦成為歷史一部份。而周師兄則覺的此議可從詳計議。

周師兄之平易近人，對獨媒眾人尤其關切，特別是身材瘦弱的朱凱迪，跟他碰面，不止一次開口就是問他近況！父輩不一定父權，亦可以是經驗智慧的薪火相傳、互相扶持。周師兄身材高大建碩，武功有多高強我無緣見識，幸他有的舊生、Jaco在面書上繪形繪聲：

「舊底 d 中學常有古惑仔 “接人放學”， 細個在另一間中學曾有同學仔比人夾走打到失憶的，幸而老衲自己未俾人夾過。(老衲有無夾過人呢？嘿)。有次在新喇放學，見有幾條友在準備夾一件師弟,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條彪形大漢，一身功夫裝, 勁裝結束，氣度威猛，越眾而出，一手放背，一手戟指，向眾潑皮流氓喝道 “一個二個係度做乜野！” 眾蛋散見此粵語殘片般的情狀，皆不敢答話，夾尾而逃。功夫佬者，老周也，常在學校教國術，打蔡李佛焉。」

至於Jaco對周師兄的評語：「老周平日除左民主洗腦，仲好鍾意講 “做人最緊要係有義氣” 義者，宜也 當時覺得佢好撚煩，但其實又一路記住的。」我輩搞社運口水多過茶，每遇警察、保安圍攻，總予人秀才遇着兵之感。而習武之人講義氣，就是不用出招，周師兄的氣度總能聳動人勇往直前，就是要去見十惡不赦的大壞蛋，只要有他在，便無後顧之憂。

雖然大志未竟，但想起周師兄是踢着波走的，應該也算是開懷地離去。一棵大樹倒下了─但別忘記我們也能變成可以為別人遮風擋雨的大樹！

午飯後的齋堂，熱。人去樓空，只餘安靜的日照。

第三次進宣隆的禪修營，卻已經記不起多少次閉關、打七、進營。

都說禪修不是為了坐在蒲團等喜悅，而是為了生活實踐。這是近這一年才慢慢能夠體味出來。

這次進營前剛要為工廈搞記招，既怕警察冚檔、又怕回答記者不周。才剛趕的切病好，便要被眾多記者圍着卦咪。幸好關注組的兄弟姊妹分工合作，一切順利。記招的前一周，劉老師忽地送了我一串念珠。心煩意亂的時候，正派用場。為工廈奔走的時候，我總放在褲袋，走路、坐車時便拿來數數。

禪修營只有短短四天，坐着痛，怎也不及真實生活的困難和痛苦，每回想到這裡，便再找不到放棄的理由，一於坐到鐘响，甚或鐘响以後繼續坐，把握可以甚麼都不管，袛管打坐的機會。活在當下，不再思前想後，放下種種執見、虛妄和死懼─同樣的道理，去年不懂就是不懂。於是見過了林鄭之後便大病了一場。再高級的官員，或再滿肚密圈的政客，都不過是平常人一個。看不起別人或把人看成對手，都是欠缺平等心，捕風捉影，和影子打架。面對再困難的局面，只要能保持正念，總是能發現被慣常的二分法所遮閉的出路的。有朋友說，社會運動從來只有輸的份兒，那嬴過一丈？但世事總不會盡如人願，無論多正義的運動也一樣。如果因為無法得到完全的成功便就放棄，不就正是不明緣起法嗎？只要大家都願意無站出來，或只是多行一步、多想一回，不就是已經種下了改變的種子嗎？而這些種子會在何年何月開出怎樣的花朵，誰能料呢？

回來繼續無盡的開會、傾談。還有學期終結，看學生交來的功課，像跟我分享他/她們成長的困惑，每一個作品都非常美麗。快畢業的，我祝願都能在艱難的環境裡持續創作，才剛踏上創作路的，我但願你們都能找到藝術之於人生、社會的意義。

（小店是寶系列文章）

幫襯了三年的「自在生活」又結業了！

她們賣的米，鄰居食過番尋味，說：「就是我細個係鄉下食飯既味道！」可惜我家米缸最口一口紅貴州有機紅優品種鴨魚肧芽米，今天也吃完了，煞是懷念。

「自在生活」的主持人楊寶熙在電話裡說：「也不是因為蝕錢，而是真的太累了！」訪問那天看她氣色，倒真像舒了一口氣。多年以來寶熙是綠色生活踐行及推動者，教過書、做社會服務、搞有機農業，本港以至內地多個綠色團體也有她的縱跡，是全球和平婦女香港的參加者之一。「自在生活」，是她2007年一手一腳創辦的小店，專售永續農產品，沒有舖面，全靠網上訂購和共同購買(CSA) 。電話跟她約訪問，她也老實不客氣，推廣有機，說有許多失敗經驗可以與大家分享。

從剩貨開始

故事得從曇花一現的土生合作社開始講起。2007年，寶熙看了一齣名為《豆魂》的港台紀錄片，講述日本如何在每個社區都保留了家傳豆腐店，好生羨慕─怎麼香港的豆腐越來越沒有味道？於是便與友人伍佩玉和林麗珊想在香港搞有機豆腐。剛好當時土生合作社訂了大批有機黃豆，銷情一般。與其望門興歎，不如試試重振本土豆腐，便逐家逐戶cold call找願意承造有機豆腐的製品廠。有機黃豆加上要用鹽鹵古法，大部份生產商都耍手擰頭。最後竟然找到已由第二代接手的豆腐廠新佛香http://www.soyafood.com.hk/ 。老闆羅孟慶願意以來料加工方式為她們造豆腐─說是「她們」，因為當時跟本還不是公司，只是幾名沒有字號和商業頭腦的婦女，透過個人網絡發起共同購買，由買到賣，都是靠個「信」字。兩個星期時間，竟便收到400多磚訂單。黃豆放久了，出漿量少。加倍份量令成本高於預期─怎麼辦？還是老闆聰明，不是把豆腐切小一點便成？2007年3月22日，有機豆腐重新在香港面世，早訂了豆腐的朋友自備膠盒取貨，讚不絶口。傳媒廣泛報導，最醒目的標題為「豆腐起革命　屋邨師奶也有機」(韓潔瑤：《經濟日報》，2007年6月7日。)道出有機產品與普羅階層的隔膜。隨後新佛香亦改變原來來料加工合作方式，寶熙這邊幫忙挑選黃研豆，製成豆品後再批發給她們，老字號亦得以延續提升。

成功運作了半年，有搞法律的朋友開始提醒，個人信譽雖好，但售賣食品難免會有風險，還是註冊做公司比較穩妥，於是再找來其他NGO界朋友一共五人於2007年10月正式成立組成「自在生活」「非牟利公司」(non- profit making company) ，兼營其他糧油食品。搞有機的朋友好處是大多一往情深，壞處卻是欠缺商業頭腦和市場計劃。不以普通公司方式註冊，是怕大家對牟利二字有所避忌，得失客源。而當時的NGO界正受政策鼓勵搞社企，又有專人替社區搞共同購買小組，高峰時期大宗大宗定期光顧的小組也有8、9個，網絡零售與散客只佔少數。因為都是在共同購買的基礎上發展開來，所以根本沒想過要以昂貴成本租用地舖，只在大埔與粉嶺之間老遠的小村租了個地下單位做貨倉和辦公室。除寶熙外，只靠一至兩位全職員工，執貨則再找兼職員工幫忙。每月生意額維持在萬餘元左右，最好的時候也只是兩萬多，名符其實的小生意也。

「誠信」小字條

「自在生活」強調「重建互相 天地和諧」，希望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建立互信，改變香港人的消費模式，養育大地。與全靠認証制度，把「有機」慨念硬套入固有生產與消費模式的工業有機不同。家裡從「自在生活」訂購回來的米，沒有真空膠袋包裝，只在布袋上貼上一張附有農戶姓名，食米品種、收割日期、產地的小紙條。這三年來我食用過的米，有從廣西橫縣莫洪洋、王翠芬、徐華朝、莫升基；和貴州流芳村石昌玉、吳世禮、石開用等農友處來。色澤、飯味各有不同，偶也摻有細砂，比平時從市時買來精雕細啄的食米容易生蟲─但食物原是有它應有的自然周期的，更覺大地的恩賜真是得來不易。而自從「自在生活」從東北購入黃豆後，家裡男人便造起豆漿來，比買現成豆漿平便，也減少運輸包裝。新鮮出來的豆漿濃稠稠、熱辣辣，不宜久放，我們多會與鄰居分享，大家又多了生活話題，有機食材，就此形成循環，拉近人與人的關係。

(這天天色很好，最開心是好久不見的朋友開車兜聚舊，便順手車我去她們的店。)

筆者是「自在生活」忠實顧客。何謂忠實？話說東北來的黃豆實在太好味了，不耐久放─人喜歡吃，蟲就更加喜歡吃。這次特地到她們在大埔的倉買米糧，店員問我介不介意黃豆有蟲─能吃的，掉了太浪費，於是我們便在店外挑蟲。此後對所有預先包裝不會生蟲的豆都起了介心。

有機早種

不靠認証和其他經銷商，「自在生活」的貨源得來不易，背後是一幫又一幫在各地以不同方式組織起來的有心人。作為招牌貨的食米，原來都是嘉道理基金會早於2001年創立的「社區伙伴計劃」http://www.pcd.org.hk/ 成品，在貴州、雲南、廣西、四川等農村都有項目，扶植有機農業，把工業生產撥亂反正，恢復各地本地品種及農耕文化，也在大城市開展教育工作。而「自在生活」正好替這些計劃成果找客源。其他雜糧，不少都是透過國內民間組織的識途老馬轉介，香港有機族真是相形見拙。例如「廣西柳州愛農會」http://ics.blog.hexun.com/8221258_d.html 早在2005年已開設了「土生良品」(展覽館)，因緣是任職廣告業的城市人周錦章喜歡往農村裡走，農家好客常留他吃飯，村裡的米飯菜肉味道比城裡市場買到的好吃，因為農家自食的通常都不是大規模生產，也少放農藥化肥，樣子不好，但好吃極了。例如廣西本地品種的「燦米」(大規模生產的多為粳米)，自引入大規模生產、利錢穩定的雜交水稻，已買少見少。周錦章於事便與親戚朋友久不久就往鄉裡走走，甚至在網絡上形成社區，自發參與。小農作物雖好，但認証成本高，要讓農戶相信原生品種和有機耕作能賺利錢，才可以延續下去。後來認識了CSA的概念，便想到把這種城鄉的供求關係常規化，農會便擔當中間人角色，以日積月累建立的信任代替認証體制，同時也讓高度工業化的柳州城市居民重拾人與人的信任，認識、尊重小農的生產以至生活文化。自在生活」售賣的腐竹和米粉，就是經柳州愛農會轉介的。又例如2006年成立廣州的「沃土工作坊」 ，原本是個讀書會，後來卻身體力行起來變了CSA，除了支援農戶，也搞農村建設和接待城市人的工作坊。來自廣西橫縣的米，來貨便靠他們。

欠缺經營策略

「自在生活」以人際網絡維持理念，但欠缺生意眼和可持續策略。2008年「自在生活」曾一度獲得慈善基金資助了一畢種子基金，希望能在兩年內自負盈虧。於是立即聘了一名專責物流員工─現在寶熙賽後檢討，才發覺忽略了市場推廣的重要性。因為曾經如雨後春筍的共同購買小組因為人事變動或資助終止而紛紛政隨人息，最後只剩下兩個小組。散戶購貨量始終有限，於是顧客群不斷萎縮。加上人民幣升值，香港又推行營養標纖法，生意就更加難做。雖然也不至於蝕本─但寶熙自問既怕睇數、又怕管人，三年以來，着實是累，於是選擇結業休息。

三月尾最後一次出貨

總結教訓，對一往情心的朋友，她有如下建議：1. 不要以非牟利公司經營，也不要資助─「錢始終是自己的才肉緊！」；合作社方式也容易因為意見不合而拆伙；2. 必須有門市地舖，舖面再細也好，有面對面交流，才能結職新客，再結合網上訂購和共同購買同時進行；3. 不能過份理想，市場推廣不能只限學校或非牟利團體，要主動聯絡企業向員工推廣。4. 產品方面，既要有旗艦產品，也要有足夠的其他種類貨品。5. 不能以社企方式營運，因為受資助項目往往規限太嚴，欠缺靈活性。至於現時大行其道、只強調認証制度和消費者權益而忽略社會和生態責任的連銷店，寶熙倒是較為容忍─畢竟是「各有所好！」至於有機等同中產，怎樣才能讓其能惠及普羅階層，她則認為暫時仍有困難，社區經濟如時分卷可能是一條出路。而如果還想繼續能食到這些好東西？她們正在把部份貨源轉介給其他機構，如土作坊便會售賣江西出產的苦茶油、富德樓新開業的slow experience 則會繼續寄售台灣徐蘭香的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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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CSA社區支持農業？ CSA即是Community-supported Agriculture ，香港翻譯作「共同購買」，是農業的銷售制度，生產者與消費者建立直接關係，透過會員制度維繫，前者為後者定期提供農產品，後者則與其共同承擔作業風險，推動經濟社會關係。六十年代CSA分別於歐洲及日本興起，回應都市化對農業的威脅，多提倡有機耕作、本地生產、擺脫工業化營銷度制。在日本，CSA則源自戰後食品短缺，主婦為維持家計及食品安全而興起。

楊寶熙：「為何要實行CSA－ 在「社區為本的有機農業」研討會（2003 年11 月22 日）的講話大綱。 「從共同購買看㈳會公義――專訪「土生合作社」楊寶熙女士」，《麥曲簡訊》，2006 年12月。

看北京當代芭蕾舞《金瓶梅》，舞者畫成圓圈的長腿與死纏爛打的水蛇腰，頭二十分鐘的確目不暇給，觀者跟舞者一樣喘不過氣來。尤其檯/床的妙用，王小川演的潘金蓮頭頸胸腰腿扭盡六壬，與孫銳演的武松在檯上腿下渾身解數，危坐在三樓觀眾席看那她下身那半截粉紅短搖風擺柳，直是誘惑的非常好看。總覺的芭蕾舞中男角都是花瓶，要演活男人大義凜然下的弱，要麼過於正襟危坐，要麼一副狼相，難度甚高。與王小川的對答，這位武松略顯青澀。整個演出雖然在音樂與舞台調度都不乏亮點，例如繩與西門府內的色欲無邊、搖椅/床的雙重隱喻、以至絲裓背幕等……但不能否認的是二十分鐘之後已呈技窮。而第三幕所謂群麼亂舞的圓形大床，與整個舞台的關係薄弱，只覺得在情欲電影中似曾相識。尾聲西門慶走入/被吸入灰色布幕的玄門，也甚耐人尋味(十分的閹割恐懼)。情欲畢竟無分國界，縱觀整個演出，令人最安慰的是沒有出賣東方情調，但改編經典之難─不知有沒有受距離影響，總覺得除潘金蓮外，角色與肢體之間的關係挖得不夠深入；而所謂看破，亦嫌陳腔濫調，未能表達出編者觀點。王媛媛帶領的這個團，成立才三年，中國舞與芭蕾混雜，頗能調配出當代特色，值得繼續拭目以待。

話說回來，最奇怪的倒是坐著的我們，為什麼要正襟危坐的看舞台上點到即止的情欲表演？《金瓶梅》是我今年香港藝術節的唯一節目。一邊看，我不能不想起那幅掛在天樂里口的「3D 肉蒲團」廣告，明碼實價，沒有假正經。

(順帶一提，當然也想起許多年前香港城市當代舞蹈團的《金瓶梅》，可看曹城淵的想當年〈十六年前的舞台裸体版《金瓶梅》〉2011年12月31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7b0fe50100nvr6.html )

(觀演場次：2011年3月25日，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